今天当我们赞美宋朝的时候,我们赞美什么?
原標題:今天當我們贊美宋朝的時候,我們贊美什么?
主題:何以造極?宋代的政治、文化與社會
時間:2023年10月22日下午
地點:廣西師范大學國學堂
嘉賓:鄧小南北京大學博雅榮休教授
虞云國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王瑞來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趙冬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主持:黃博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
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寫于1943年的這句話,近年來成為“言宋金句”。
10月22日,在桂林舉辦的“2023大學問年度學術(shù)出版論壇”上,鄧小南、王瑞來、虞云國、趙冬梅四位專家學者蒞臨相關(guān)主題研討,通過主題演講與對談,從自然到人文,從微觀到宏觀,多方面闡發(fā)了怎樣準確看待文化“造極說”、怎樣理性認識“宋代文化”魅力等多個命題。
宋世“造極”和“空前絕后”究竟體現(xiàn)何處?
“華夏民族之文化,造極于趙宋之世”
黃博:陳寅恪嘗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先生也曾評價:“兩宋期內(nèi)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nèi),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
相對于漢唐明清,宋代文化“造極”和“空前絕后”,到底體現(xiàn)在哪些地方?“造極”又為什么會出現(xiàn)在宋,而不是唐或者明?
鄧小南:首先,“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謂而發(fā)”,都是有目的、有針對性。所以我們必須要對古人說某句話時的環(huán)境、背景盡量明了,否則很難對古人的學說有所把握。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這句話是陳寅恪先生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時,寫在審查報告里的。那個時候是1943年,抗日戰(zhàn)爭最緊張、最慘烈、還看不到最后勝利曙光的時候。各個王朝,特別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些主要的王朝,其實都各有“造極”之處。陳先生在1943年特別強調(diào)“華夏文明之文化造極于宋”是有特定原因的。
我們都知道,陳先生本人并非一個很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其實在自己的很多文章里都強調(diào)胡漢融合的作用,比如強調(diào)印度佛教的傳入,對于中國文化起到的甚至是改造的作用(至少也是一種調(diào)節(jié)和豐富)。但在1943年,他寄望“華夏文化”能呈現(xiàn)如樹木本根的頑強再生、近似陽春氣暖時的復蘇。
另外,陳先生提的是“華夏民族文化”、我父親(指鄧廣銘)提的是“兩宋時期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不是對宋代的全面評價,至少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不包括在內(nèi)。
而所謂“高度”,也是一個相對的高度。他們兩位從來沒有說過,我想他們也從來沒有認為宋代就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老先生們當時就是有很強的分寸感的,我們今天回過頭認識這個問題,我覺得也要有分寸感。并非宋代方方面面都是一個“黃金時代”,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歷史上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其成就基本上都不是偶然迸發(fā)的,而是長期積累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漢唐時期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它們當年都有空前的成就,都給宋代奠定了基礎(chǔ)。沒有漢唐就沒有宋代,我們應(yīng)該可以這樣說。
問題可能還在于“絕后”。我們知道每一個時代基本上都在往前走,我們都可以說這些時代是有它空前的那一面的。但是不是絕后?我覺得這個“絕后”也是有限定的,這個限定也是陳先生和鄧先生曾經(jīng)說到過的。
王瑞來先生講宋元之間的變革,我自己也是覺得,從蒙元時期到明清時期,在物質(zhì)文化、學術(shù)這個方面,是有進步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的精神文明是有提高的。但是經(jīng)濟上一度的周折和蕭條也是很明顯的。
另外政治制度上的專制和管控的方式,冬梅老師講宋代從神宗大變法以后的變化帶來的集權(quán)、專制、獨裁,和唐宋以來的趨勢相比,是嚴酷得多了。而且,我們也會看到,那種相對來說士人受到尊重的情形,在蒙元以后,在明清時期,和宋代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有一些做蒙元史的學者,像周良霄先生、張帆老師,在他們的著述、文章里都說,經(jīng)歷過元代,中國在政治——管控、集權(quán)、專制、獨裁這些方面,可以說某種意義上是走上了另外一條路。
何為陳寅恪心目中的中華文化之復振?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虞云國:剛才鄧老師提出,對于陳寅恪先生的著名論斷——“造極說”,要從歷史的角度去全面認識。陳寅恪先生在1943年提出這個話,肯定是有他自己的寄寓在里面,他是借宋朝的文化之酒杯來澆自己胸中之塊壘。
如果通觀陳寅恪先生關(guān)于宋代的一系列論述,我們確實可以看到,他對宋代文化的評價總體是相當高的。比如他在給蔣天樞《贈蔣秉南序》里面,也有類似的說法:“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
我想陳先生主要是從人文思想角度高度肯定宋朝的。相對說起來,宋代確實是比較自由開放。我認為他所肯定的,是他為王國維先生紀念碑所提的那句話——“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在這點上,宋代比起其他的帝制時代,確實是達到了他評價的高度。
所以,并不是說宋代一切文化都造極了、所有文化的層面都造極了。在以后的明清時代,還有各自發(fā)展的方面。
另外,陳先生這句“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之后還有一句話——“后漸衰微,終必復振”。
對于不是搞宋史研究的大眾來講,恐怕會引起另外一種誤解——所謂“終必復振”,是不是一定要回到宋代文化上面去?其實不是。他在另一個地方為中華文化提出了一個方向——一方面要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另外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
外來的好東西我們要把它吸收過來,無論是制度、文化還是其他科技方面的東西,要秉持開放的態(tài)度。另外一方面,本民族優(yōu)秀的東西,也就是陳先生所強調(diào)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們還要把它秉持下去,不要把它拋掉。這個才是陳先生心目中的中華文化之復振。
接下來,我把鄧廣銘先生關(guān)于宋代文化的論述做一個排序。
“兩宋期間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nèi),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這是鄧廣銘先生在1986年的論述。他提出了“空前絕后”。
但是后來鄧先生對于宋代文化“空前絕后”的評價好像有所修正。他為陳植鍔先生《北宋文化史述論》寫的前言中有這樣的表述:“宋代文化的發(fā)展,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nèi)達于頂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這是他在1990年的一段論述。
這里面我認為,他是把明清之際“西學東漸”以后的文化劃出來進行了一個比較——在明清之際西學東漸以后,我們的文化又有一個新的發(fā)展。在這以前,是空前絕后的。
而后在1992年,中國宋史研究會有一次國際宋史討論會,鄧廣銘先生的開幕講話里有這么一段話:“宋代文化發(fā)展所達到的高度,從10世紀后半期到13世紀中葉這段歷史時期,是居于全世界的領(lǐng)先地位的。”
所以,對于陳先生的論述,我認為我們要從他的整個宋史觀、中國文化觀去理解。我們要把鄧廣銘先生所有關(guān)于宋代文化的論述串起來,才能得出一種比較準確全面而不走樣的理解。
“造極”之世何以不是強盛的漢唐,而是宋朝?
“為與士大夫治天下”
黃博:謝謝虞老師精彩的分享。聽了之后我感覺當年陳寅恪、鄧廣銘先生的“造極”以及“空前絕后”說,都是帶著強烈的文化自信提出的。我們剛才說漢唐明清在很多地方的強勢遠超宋代,但是有一個叫作史堯弼的人,在南宋初年大宋風雨飄搖的時候,他竟然還敢說“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我宋朝文物之盛,比漢唐還要厲害。我覺得這樣一種宋人的自信,是我們今天理解宋代文化的“造極”,或者說宋代文化魅力的切入點。
王瑞來:實際上,準確理解陳寅恪先生的“造極說”是很困難的。或者說,這個問題分很多層面。
何以造極?這實際包含了我們?nèi)绾握J識宋代歷史的問題。每個人,包括我們宋史研究者心目中的宋代都不一樣。剛才虞云國先生用陳寅恪先生紀念王國維那段話——“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來詮釋“何以造極”,我覺得是抓住了它的本質(zhì)。
我的學術(shù)研究主線是士大夫政治。士大夫政治是從宋代開始的。大家就會問了,任何時代都有士大夫,為什么士大夫政治是宋代開始的?這個就和北宋擴大科舉規(guī)模有關(guān)系。
大家知道,科舉從隋朝開始發(fā)端,一直到唐朝的時候都涓涓細流——每一科登第者都只有十幾個人、幾十個人,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了北宋太祖朝。太宗朝開始大規(guī)模擴大科舉考試,一次取士達到幾百人甚至上千人。十幾年持續(xù)下來,到了太宗朝后期,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已經(jīng)登上了政治舞臺的頂端。比如寇準,就是其中之一。
宋代的科舉和唐代的科舉有什么不一樣?實際我這個問題也是在回答“為什么造極于宋代,而不是強盛的漢唐”。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士大夫政治。
我們也可以用“唐宋變革說”的話語脈絡(luò)來講,士大夫政治是繼承了一種平民化的方式,人人都可以參加考試,憑成績來錄取。在唐代的時候,要想考科舉,還要行卷——把自己一些好的文章拿給一些有影響的高官看,然后才能獲得機會。但是宋代是“密封糊名”,做到了相對公平。平民通過努力,也可以走入仕途。比如說范仲淹就是這樣。
這種士大夫政治造就了我們所說的中國歷史上最好的40年,就是宋仁宗時期。
文彥博有所謂“為與士大夫治天下”,大家都拿這句話來講宋代的君臣共治,這是一個很大的特點。不光是君臣共治,士大夫幾乎是在實際上和具體的皇帝平起平坐。王安石講過這樣一句話:“雖天子,北面而問焉。”即使你面南背北為王,也要轉(zhuǎn)過身來(面北)恭恭敬敬向我來請教。
何為宋代士大夫昂揚的斗志和深刻的自信?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王瑞來:“為與士大夫治天下”講如何共治,但北宋張載的那句話更重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里面沒有君主的影子,充滿了士大夫的自豪。
我曾經(jīng)在我的一篇文章《將錯就錯——宋代士大夫的“原道”論》中說道,漢字里的君,一般是指君主、指皇帝。但是在先秦并不是這樣。在先秦,君是指諸侯國國君,天下共主比如周天子那才是天子,相當于后來的皇帝。
在戰(zhàn)國時期,競爭都比較激烈,人們都想把人才聚攏到自己麾下。你看戰(zhàn)國時比如孟嘗君招賢養(yǎng)士,《論語》也有講到,春秋時代就這樣,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都是在招攬人才。這個時候,哪個地方政治親民,人們就到哪里去,沒有太多的顧慮。連孔子都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這時候就產(chǎn)生了很多限制君權(quán)的言論。大家都知道孟子講“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還有講,如果你把我當草芥,我就把你當寇仇。后來朱元璋看了這些言論非常不爽,認為這些都不應(yīng)當是做臣下說的,后來做了《孟子節(jié)文》。
為什么有這些言論?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社會劇烈動蕩,君的意思,就是指諸侯國君。但是到了大一統(tǒng)——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以后,秦漢以后的君就是指皇帝。宋人有他們的儒學素養(yǎng),完全清楚這就是用來限制諸侯國國君的言論,他們把這個思想資源作為一個武器來限制宋代的皇帝,所以才使得他們有昂揚的斗志和深刻的自信。
宋代士大夫的這種精神——我講的“士大夫”是一個集合的概念,并不是個人。士大夫中不乏無恥者,但是從整體上說,即使只是少數(shù)人能夠體現(xiàn)這種精神,它也是值得贊揚、值得繼承下來的——后來是為中國士人所繼承了。“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作為一種基因,已經(jīng)植入后來士人的精神血液當中。
所以像明代,具體皇權(quán)發(fā)揮得很厲害,動輒廷杖士大夫,但是前面打倒了后面接上去,這種士大夫精神就是來自宋代。所以,“造極”之世何以不是強盛的漢唐,而是宋朝?是因為它有士大夫政治。士大夫政治體現(xiàn)的精神就是一種自由的精神。我覺得這一點是陳寅恪先生內(nèi)心里面深深向往、羨慕和希望能夠發(fā)揚光大的東西。當我們了解陳寅恪的思想脈絡(luò)之后,我覺得這種詮釋應(yīng)當可以成為一說。
黃博:謝謝王老師。王老師給我們闡發(fā)了宋代的魅力來自于自信,而這種自信來自于宋代士大夫階層的崛起和士大夫政治的運作。
不過包括君臣共治在內(nèi)的士大夫政治,有多少是他們的理想,有多少是實操中的現(xiàn)實?這個其實是值得我們考慮的。
宋代何以國家治理水平高于明清?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趙冬梅:剛才鄧小南老師說,我們要回到歷史情境當中去理解古人,同時在歷史情境當中認識學者所寫下的那些文字。其實我印象中的鄧廣銘先生說的“空前絕后”,是說“在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nèi),截至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為止”。我感覺鄧先生和陳先生相比,一方面在時間上是往回收了,在面向上,可能又是比陳先生大了。
還有一個跟接受史有關(guān)聯(lián)的問題是,為什么過去的大概20年間,宋朝在中國普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心目中的印象,變得完全不同了?傳統(tǒng)上講,中國人談我們自己的歷史,最自豪的部分是漢唐,宋代其實是不被重視的一個部分。可是在過去大約20年間,宋朝就變成一個受人待見的朝代,甚至坊間還有年輕一代的“宋粉”出現(xiàn)。
今天當我們贊美宋朝的時候,我們要贊美的是什么?
宋朝畢竟是傳統(tǒng)中國的帝制發(fā)展脈絡(luò)中的一個鏈環(huán),它是前面朝代的延續(xù),也是它之后朝代的前身。我們今天應(yīng)該有一個更加理性的態(tài)度,首先學術(shù)界對于宋代實際狀況的梳理,就該有更理性的態(tài)度。另外公眾的閱讀,我想至少來到這里和在網(wǎng)上陪伴我們的讀者,都是有能力來區(qū)分、認識更加復雜的事物,有能力以更接近事物本來面貌的形式去認識宋朝的。
其實陳寅恪先生還有一句話:“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為自由。”如果我們用它來解釋“造極”,這會是一個特別簡單的答案。但是我們要回到陳先生的原話,這話在說什么?他是在說駢體文的寫作。
駢體文是一種高度講究形式美的文字,很難寫。既要這么講究形式美,又要能夠表達思想,陳先生說這個太難了,所以只有在一些思想最為自由的時代,才能寫出真正好的,既有形式上的美觀又載道的文字。
我覺得陳先生說的六朝及天水一朝的“自由”,可以放在一個更長的歷史時段當中來看。六朝的自由是一種破壞性的自由,是舊有的經(jīng)學已經(jīng)禁錮思想,所以要打破傳統(tǒng)道家的東西,還要把佛教的東西引進來,打破舊的思想框架。
然后宋朝的自由,從打破舊思想框架開始,經(jīng)過了漫長的時間,在一千年之中,比如說佛教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讓中國人的思想變得更加深邃。可是,中國畢竟是中國,我們最終還要有“我的”建設(shè)。所以前面的自由是一種破壞的自由,到宋朝,思想的自由是一種“建設(shè)”的自由。
但是一個新的東西建設(shè)出來之后,比如到南宋,我們看到了集大成者朱熹。但是當朱熹的理學被立為官方正統(tǒng)的時候,也就意味著新的教條開始了。
另外還有一個我自己的感受,我之所以覺得宋朝“造極”,其實就是承認宋朝在某些方面是空前的、是絕后的。我和我們系一些搞元明清史研究的同事們聊天的時候,大家都比較一致、非常心悅誠服地認為,宋朝在國家治理的層面上,治理的水平就是很高的,就是比元明清高。
關(guān)于君臣關(guān)系,我推薦大家讀姚大力老師很早的一篇論文,談宋代還是承認“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就是以禮義換忠誠。但是到了朱元璋的時代,我們看他在說什么。如果和宋朝相比的話,思想的自由度大大降低了。比如說明朝人會覺得,“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本身就不對,誰敢說這樣的話?可這是夫子說的話呀,就連孔子說過的很講道理的話,明朝人也會“輕視”它。
所以在這個角度上說,我個人覺得,宋朝確實在政治、文化上有出現(xiàn)過“造極”的現(xiàn)象。
黃博:謝謝,趙老師把宋代文化的魅力以及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闡發(fā)得非常精彩。通過剛才趙老師講的宋代文化的“破”和“立”的兩方面,我們能夠感受到宋代的思想的深刻程度真的很厲害。在這個意義上來講,“何以造極”不是數(shù)量上的造極,而是深度上的造極。
(北京青年報)
責任編輯:
總結(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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