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1929年至1933年的大蕭條摧毀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但經濟受國家控制的蘇聯相對不受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有幾個因素促成了這種彈性：

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在約瑟夫·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允許政府在不依賴市場力量的情況下引導資源和投資。這使得政府能夠在全球經濟崩潰的情況下保持對生產和分配的控制。

蘇聯在這一時期的金融體系相對較為簡單，金融市場不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復雜。這意味著蘇聯在金融方面的脆弱性較小，不容易受到國際金融動蕩的直接沖擊。

進口替代和自給自足：蘇聯政府實施了減少對進口依賴并增加國內生產的政策，特別是在農業和制造業等重要行業。該戰略旨在實現自給自足并盡量減少外部經濟沖擊的影響。

重點發展重工業：1928年啟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優先發展重工業，如鋼鐵和機械生產。這種對重工業的重視雖然在短期內造成了重大困難，但從長遠來看為蘇聯的工業能力奠定了基礎。

對全球市場的暴露有限：由于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緊張局勢，蘇聯與全球市場的隔離降低了其受全球經濟危機影響的脆弱性。該國的貿易主要集中在蘇聯集團內部，減輕了西方經濟衰退的影響。

重視國內消費：蘇聯政府在鼓勵重工業的同時，也重視增加國內消費來刺激經濟。對內需的關注有助于減少對外貿的依賴，并緩沖該國免受全球經濟沖擊的影響。

由于經濟上的相對獨立性，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陷人經濟危機的同時，蘇聯非但可以獨善其身，而且在其國內經濟形勢深刻變化的基礎上，蘇聯還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大量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設備，開創了非經濟危機國家利用危機以提速發展的“特殊應對模式”。其主要舉措有：

一是取消租讓企業，大力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租讓制是列寧時期為解決經濟困難，尤其是資金和技術力量都十分缺乏的情況下所采取的權宜之計。而隨著蘇聯國內經濟形勢的好轉，租讓制也逐漸失去了其引進外來經濟力量方面的價值和意義。因此，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戰略指導上，蘇聯主要是在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技術改造的基礎上，開展有計劃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建立自己獨立的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以期在經濟實力上趕超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一發展思想的指導下，蘇聯在選擇外資企業進人的標準及方向指導上，逐漸向接受技術援助傾斜。在這一時期，一方面，西方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迫于嚴重的經濟危機，都愿意或者競相向蘇聯提供技術援助以獲取盡可能多的經濟收益；另一方面，蘇聯國內經濟的發展不僅急需這些技術，而且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財力和技術力量，完全能夠消化這些技術援助。因此，這一策略的實施，對于蘇聯實現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技術改造，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技術水平，以及對其國內科學技術隊伍的培養等方面都取得了積極的效果。

二是在機器設備的引進上，逐步重視直接購買和翻版復制的形式。在西方經濟危機期間，蘇聯通過外貿手段，直接從西方市場上購買了大量的機器設備，一躍而成為世界市場上西方技術和機器設備的最大買主。據統計，1929年，僅美國向蘇聯出售機器設備的商號就有1000多家。1931年，蘇聯所購買的美國機器設備約占其出口總量的50%。1929-1930年,蘇聯購買英國的機器設備,約占英國機器設備出口總量的70%,而到1932年則升至90%。另據統計,1931年蘇聯購買機器設備的數量,約占世界機器設備出口總量的30%,到1932年則更是高達50%。值得指出的是,蘇聯在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機器設備時還十分注意利用在經濟危機期間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多方索取各種設備的報價,以便在談判中占據主動,盡量擇優、從賤購買。

三是在人才引進上，蘇聯更加重視對于外國技術專家的招聘和技術知識的引進。盡管當時蘇聯國內已經有了自己的科學技術隊伍和技術人才，但與更加迅速地發展經濟的長遠需要相比，仍顯薄弱。為此，蘇聯利用西方經濟危機嚴重之機，利用經濟大危機中西方技術人員大量過剩的機會，以較為有利的條件招聘西方專家和技術人員到蘇聯工作，同時也派出大批人員、特別是一些重要的管理或領導干部，到國外去學習先進的技術知識。在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期間，蘇聯招聘外國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的人數急劇上升。1928年在蘇聯工作的外國專家有379人，技術人員505人。到1932年，前者增加到1910人，比1928年增加了4倍多；后者則增加到10655人，與1928年同比增加了20多倍。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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