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觉醒年代》中,北大学生和教授待遇有多好?可能你永远想象不到
原標題:《覺醒年代》中,北大學生和教授待遇有多好?可能你永遠想象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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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時北大學生人數
有關北大教授與學生的統計數字很不完整,但還是可以從一些零星的數字看出早期北大教授與學生之一斑。1913年以后北大開始快速成長。以經費來說,北大一年的經費從1913年度的30萬元增長到1916年度的45萬元。學生的人數,在同一時期里,也幾乎增長了一倍。從1914年底的900名,增長到1500名。
從1917年至1919年,北大的學生人數又翻了一倍。根據胡適1919年12月對一個美國建筑師所說的,北大約有3000名學生。
早期北大學生人數的幾點問題:
第一,這些學生總數包括本科生和預科生。到了1914年年底,北大預科生的人數仍然超過本科生:本科生有376名,預科生則有534名。直到1916學年度,北大本科生人數才超過預科生。該學年度的學生總數是1503名。其中,本科生為801名,預科則為702名。
第二,早期北大的學生總數里,法科占了一半。比如說,1914學年度,北大共有423名本科生。其中法科213名、文科103名、工科78名、理科29名。換句話說,法科學生占了北大本科生的半數。到了1917年12月,也就是胡適在北大任教的第一個學期。北大的學生總數,本科、預科一起計算,共有1761名。
其中文科生418名、理科生422名、工科生80名、法科生則有841名,還是占了學生總人數的48%。
第三,就像《璞玉成璧》里已經指出的,20世紀初,因為新式教育初起,學生年齡偏高。從1912年到1937年,中國中學生的年齡是在十二到二十歲之間,而以接近二十歲的比率為高。這可以從北大學生的平均年齡得到佐證。根據1917年的統計,北大預科生的平均年齡是二十一歲有余。其中,以法科預科生最大,二十一歲半。
本科學生的平均年齡如下:文科,二十三歲四月余;理科,二十四歲余:工科:二十四歲十月余;法科,二十五歲十月余。法科本科與預科一樣,都是平均年齡最高的一群。
第四,在20世紀初,北大本科生主要來自于東南沿海幾省。以1913學年度為例,在423名本科學生里,有213名來自于廣東(78)、浙江(71)、江蘇(44)、福建(20),占總學生人數一半。如果再加上山東(43)與直隸(37),幾乎網羅了約70%的學生。
北大的預科生則反是。根據1914年的學生名錄,在534名預科生里,只有189名,也就是35%,來自上述的沿海六省。”然而,零星的統計數字常常不能讓我們一窺全豹。
比如說,1917學年度理科生的統計就顯示沿海這六省學生超過半數以上。該學年度理科的本科生有105名,其中61名,亦即58%是來自上述沿海六省;該學年度理科的預科生有312名,其中181名,亦即58%是來自上述六省。
二、當時北大學生的學費
20世紀初,中國高等教育的費用相對于中等教育是很低廉的,這是因為政府對前者的大幅補貼。換句話說,大學生是由全國納稅人來補貼的。
《璞玉成壁》里征引了一些數據,說明1920年代末期到中日戰爭爆發以前,江浙地區中學一年的學雜、膳宿費在52到130銀圓之間。相對的,1917、1918年間,北大本科一年的學費是30元、宿費15元、膳費24元,總共是69元。
請注意,這個數字低于《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的官方記載:膳費每月五元四角(亦即54元,以十個月計),宿費每月二元(亦即20元,以十個月計)。事實上,當時北大實收的膳宿費都少于此。膳費方面,根據1918年《北京大學日刊》的報道,是每月二元四角。宿費方面,根據1918年1月1日《北京大學日刊》刊載的蔡元培布告:“本校現為體恤學生起見,暫收宿費(雜費在內)每人每年共十五元。計第一學期十元,第二學期三元,第三學期二元。其暑假留宿者另征三元,于第三學期末征收。”雖然宿費在1922年調漲為25元,學費仍然是一年30元。
即使再加上膳費方面的調漲,以及后來所征收的體育費1元,北大本科生一年的費用,還是遠在100元以下。
換句話說,讀北大的費用不見得比當時在江浙地區上中學要貴許多。理由很簡單,大學有政府——納稅人的補貼。以1916學年度北大45萬元的經費除以北大的學生數1500名,得出來的數字是每人300元。換句話說,北京政府花在每個北大學生身上是300元。
這等于是北大學生個人付出的一年費用的四倍以上。這是20世紀中國現代教育的一個不符合社會公平原則的特質。
說到北大的學生,很多人都會想起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平流行的一句順口溜:“北大老,師大窮,惟有清華可通融。”另外也有“惟有燕京、清華可通融”的說法。
事實上,這是后來的發展,是在大學增多,學校有教會與非教會以及時髦與土氣的分化以后的現象。在北大還是北京獨一無二的大學的時代,北大可是洋氣十足的先鋒。有關這點,我們可以用蔡元培的批評來作佐證。這個批評指的是北大愛說英文的時髦現象。大家都以為偏重英文是教會學校的變態現象,其實不然。蔡元培對北大的回憶,就充分說明了當時北大預科也是如此。
預科的起源,是蔡元培1912年出掌教育部時的設置。清末新學制初成之際,模仿日本的學制,各省設立高等學堂作為大學的預備科。由于程度不齊,蔡元培于是廢止高等學堂,在大學里設立預科。這個政策,蔡元培說后來遭到胡適等人的非難。
他們批評說:“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后。等蔡元培自己到了北大,他發現北大的預科有兩個弊病:一、變相獨立,與本科不相銜接:二、模仿當時的教會學校,偏重英語。
無論如何,早期北大開教務會議用英文,或許不能只怪歸國留學生的崇洋心態。畢竟當時北大的教授里,有將近20%是外國人。根據1914年底的記錄,北大本科部共有53名教授。其中10位是外國人:其余的43位教授里,有29位留過洋。預科部共有38名教授,其中,外國教授7位,留過洋的中國教授有21位。
據說,蔡元培到北大以后作了一連串的改革,包括規定教務會議一律說中文。
外國教授上課、開會說外語,可以說是公例。他們的待遇,不消說,也是高于中國教授的。這不只在教會學校如此,北大也不例外。
三、當時北大的校舍
老北大說到北大,總喜歡用“三院五齋”這四個字來概括北大的校園。“三院”是指三處教學區:“漢花園”的“紅樓”是“一院”,即后來的文、法學院;馬神廟的“公主府”是“二院”,即理學院;北河沿是“三院”,先后是譯學館、預科、法科的所在,最后是“三院男生宿舍”。“五齋”指的是五處學生宿舍:公主府“西齋”、漢花園“東齋”、五齋女生宿舍(位于“二院”與“西齋”之間的南側)、三院男生宿舍和嵩公府新學生宿舍。但這“三院五齋”指的是1935年以后的北大。
胡適1917年到北大任教的時候,北大還處于草創時期。后來作為老北大象征的紅樓還在建筑當中。當時北大的主校區,還在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的舊址,亦即馬神廟(四公主府)。公主府最大的正殿被用作大講堂,又稱文科第一教室,后改為階梯教室。公主的梳妝樓則成為圖書館。北河沿校區是預科及法科的所在地。直到1918年“漢花園”的紅樓落成以后,文科及法科才遷進了紅樓。此后,“紅樓”稱為一院,馬神廟稱為二院,北河沿則稱為三院。
如果北大最早的校舍在馬神廟,那最早的學生宿舍也在馬神廟就不足為奇了。馬神廟公主府(二院)的“西齋”——第一學生寄宿舍,是1904年在公主府西側空地上建造的十四排平房。
“紅樓”所在的“漢花園”是空地,原來是作運動場用的。1909年,在“漢花園”西南隅建造了新的學生宿舍。這就是“東齋”——第二學生寄宿舍。北河沿“三院”的八旗先賢祠宿舍,也就是陶希圣1915年進北大預科所住的地方,稱為“三齋”,即當時北大的第三學生寄宿舍。后來北大增添了一個“四齋”,就是第四學生寄宿舍,位于“紅樓”北邊的嵩祝寺后椅子胡同。
“紅樓”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為磚木結構,平面呈工字形,東西寬100米,正樓南北進深14米,東西兩翼樓南北進深各34.34米,樓高4層,有半地下室,總面積約1萬平方米。整座建筑通體用紅磚砌筑,紅瓦鋪頂,因此得名。結果,這座原先要作為學生宿舍的“紅樓”,卻在即將落成之際,變更用途,改為行政、教學及圖書館大樓。這當然有可能是因為這棟西式的建筑立時就成為北京摩登的地標,用作宿舍未免可惜。
可以想見的是,由于早期北大建設上因陋就簡,學校在教學與住宿的需要上,自然必須作輕重緩急之權衡。“紅樓”既然從學生宿舍翻身成為教學、圖書、行政大樓,那原先規劃有兩百多個房間的格局于是重新隔間,將每三個房間打通成為一間教室。第一層為圖書館:第二層是文、法兩科學長辦公室,后來的各系主任辦公室,各系教授會、教務處、總務處、學生會辦公室以及教室;第三、四層均為教室。地下室是北大的印刷廠,舉凡學校的各種講義、試卷以及《新潮》、《每周評論》等刊物就是在這個印刷廠印刷的。
北大貸款建造“紅樓",原來是基于學風的考量。用徐崇欽的話來說,這是因為學校的寄宿舍不敷使用,以致“學生僑寓在外,漫無約束”。現在,北大把“紅樓”變更用途,學生住宿的問題自然不得解決。北大原有四個寄宿舍:按成立時間先后為公主府的“西齋”(第一寄宿舍)、紅樓的“東齋”(第二寄宿舍)、北河沿的八旗先賢祠宿舍(第三寄宿舍)、嵩祝寺后椅子胡同的“四齋”(第四寄宿舍)。
由于學生宿舍的需求遠遠超過了四個寄宿舍所能容納的能力,北大被迫租用民房作為寄宿舍,這就是“五齋”與“六齋”,所住學生有一百多人。到了1918年6月,北大因為“五齋”、“六齋”向學生收取的宿費不足負擔校方的租金,“贈累過多”,除了決定提高宿費以外,還決定文科在新學年度從公主府遷進“紅樓”以后,就把留下來的教室改作齋舍,以取代“五齋”、“六齋”。
然而,這個把“二院”的教室改為齋舍的決定可能并沒有執行,因為北大顯然繼續租用“五齋”和“六齋”。
1935年在蔣夢麟校長任內,北大在嵩公府東院北面建了一座四層的宿舍,是三座連在一起呈“凹”字形的建筑物,供高年級以及研究生住宿。這就是北大的新四齋——第四寄宿舍,外墻是用灰磚砌成的,所以又被稱為“灰樓”。第四寄宿舍有220個房間,分六平方米、九平方米兩種,但都是每人一間,房間內有壁櫥、家具。每層都設有盥洗室,供應冷熱水。
單人間的宿舍設計當然是顧及了個人的隱私,也完全符合北大人獨來獨往、老死不相往來的傳統。然而,這也適足以把北大人劃地自限的傳統在空間上制度化起來,跟胡適以美國寄宿型大學作為圭臬,希望用學生宿舍來培養北大學風的理念背道而馳。
四、當時北大教師的待遇
胡適1917年9月初到北大的時候,月薪是260元。一個月后,他的月薪調為280元。他在家信里對母親說:“此為教授最高級之薪俸。”即使在北大,洋和尚的薪資也是遠遠超過中國的教授。根據北大法科1918學年度《一覽表》的記載,在薪資上鶴立雞群的是胡適。
1920年代初期日記里經常提到的畢善功。他的月薪居然是600元。畢善功(LouisBevan),是澳大利亞籍英國人,1902年到中國,清朝授予他二品頂戴、大律師、法律進士、格致舉人的頭銜。在1910年到北大以前,曾在山西大學堂的西學齋擔任教授及總教習。胡適對母親說他280元的月薪是“教授最高級之薪俸”,這句話是相對的。
280元確實是他那一級教授“最高級之薪俸”,但并不是正教授的薪俸。根據陳明遠的描述,1917年5月頒布的《修正大學令》,大學教師分為正教授,教授、助教授、講師四等。
正教授從一級到六級,月薪從最高到最低分別為400元、380元、360元、340元、320元、300元;教授分本科、預科兩類,也各分為六級:本科教授從最高280元到最低180元;預科教授則從最高240元到最低140元,每一等級的差別為20元;助教授分為六級,月薪從最高110元到最低50元;講師為非常設教席,視難易程度從2至5元不等。
我們不知道這個《修正大學令》里所規定的教授等級及薪俸是否只是具文,還是確實執行了。如果確實執行了,則胡適280元的月薪相當于今天所說的副教授“最高級之薪俸”。
1919年,北京大學在胡適那層副教授群里計有:
一級教授(月薪280元):胡適、陳大齊、朱希祖、楊蔭慶、辜鴻銘、宋春舫、陳漢章、康寶忠、馬敘倫、蔣夢麟、陶履恭、劉師培、沈尹默、關應麟、馬寅初、黃振聲、左德敏、黃左昌、胡鈞。二級教授(月薪260元):李景忠、賀之才、陳啟修、張祖訓、朱錫齡。三級教授(月薪240元):周作人、王星拱、錢玄同、馬裕藻、朱家驊、羅惠僑、鐘觀光、沈士遠、楊昌濟。四級教授(月薪220元):吳梅、林損、倫哲如、顧兆熊、吳增勤。五級教授(月薪200元):沈兼士、陳懷、陳清文、王彥祖、柴春霖、陳瀚。六級教授(月薪180元):黃節、葉浩吾、包玉英、龔湘、梁敬淳。
胡適280元的副教授“最高級之薪俸",其實真的也不賴。當然,比上永遠是不足的。作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屬于“特任”,由國務會議議決,級別是“一級校長”,月薪為600元。換句話說,那遠來念經的洋和尚畢善功,他拿的薪水跟作為校長的蔡元培一樣多。
校長以下是學長(即院長)。根據1917年公布的《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分為四級,一級450元、二級400元,三級350元、四級300元。陳獨秀是第四級的文學科學長,所以他的月薪是300元。我到目前為止,還沒見到北大更上一級的正教授的名單。
但是,當時北大有兩名兼任學長的教授可能屬于正教授的級層:夏元,兼理科學長;王健祖,兼法科學長。他們兩位所領的薪資屬第三級的學長,高于陳獨秀,月薪350元。李大釗是圖書館館長,可是他的級別屬于最低的“五級主任”。根據1919年1月《北大教職員薪金底冊》的記錄,他的月薪只有120元。
1918年6月8日《北京大學日刊》載有北大書記的薪水章程。根據這個章程,北大的書記分為甲乙兩等,乙等是試用書記。甲等書記的薪水分六級,其薪水如下:40、36、32、28、24、20元;乙等書記的薪水分三級:16、12、8元。“
作為圖書館助理員的毛澤東的月薪只有8元,等于當時乙等試用書記最低的一級。我們把胡適280元的月薪和毛澤東8元的月薪拿來相對比,這35倍的差距,可以讓我們領略到當時教授養尊處優的一斑。
當時大學教授收入的豐厚,可以從留法的李書華的回憶里得到印證。李書華是1922年到北大教書的,他的月薪也是280元。
他說:
北京生活便宜,一個小家庭的用費,每月大洋幾十元即可維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約有房屋二十余間,租金每月不過二三十元,每間房平均每月租金約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個廚子,一個男仆或女仆,一個人力車的車夫;每日飯菜錢在一元以內,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儉用,節省出錢來購置幾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購幾所房子以備出租者。
如果把北大這個小世界放在北京的大環境之下,則北大教授生活的優渥就更加不言而喻了。根據美國人甘博(SidneyGamble)和步濟時(JohnStewartBurgess)從1918年秋天到1919年年底在北京所作的生計調查,當時北京初等小學教師的月薪是24元,校長36元;高等小學教師的月薪是32元,校長40元。
圖書館方面,京師圖書館在辛亥革命以后改稱北京圖書館。該圖書館館員的月薪,可惜甘博和步濟時不分等級,只列出了總數,亦即19個館員,共計800元。如果我們取其平均數,則為42.1元。北京兒童圖書館館員的月薪16元:中央公園圖書館館員的月薪從20元到40元,職員12元:北京通俗圖書館館員和經理的月薪從28元到40元,實習員從10元到12元。
根據甘博和步濟時的說法,當時北京的窮人階級里,一年只要100元,就可以養活五口的一家。從這個角度來說,當時毛澤東月薪8元,也足夠養活一個五口之家。由此換算,胡適280元的月薪,足夠養活北京五口一家的窮人三年。
當時大學教授待遇的優厚,何止跟中國其他階級相比是如此,跟美國教授的薪水相比,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聯邦教育局(BureauofEducation)的調查,1919學年度美國助理教授的平均年薪是美金1933元,副教授是美金2486元,正教授則為2628元。胡適在北大的教授職稱實際上相當于美國的副教授。他的月薪是280元,換算成年薪就是3360元,比當時美國大學正教授的平均年薪還要高。
換算成美金,胡適的年薪是美國教授所望塵莫及的。1919年中國銀圓的價值,根據南開經濟研究所的創始人暨教授何廉的回憶,是比美金還高,略高出于1:1的兌率。他說他在1919年赴美留學,用800銀圓換取超過800元的美金。當然,何廉換錢的地方是在湖南長沙。內地跟沿海城市的匯率可能有所不同。
然而,杜威1919年6月在北京換錢的經驗,也可以拿來佐證。他剛到中國的時候,100美元可以換114銀圓,后來降到110,6月13日只換到了102銀圓。”換句話說,胡適的年薪相當于當時的美金3300元。這個待遇是美國助理教授平均年薪的1.7倍,跟美國正教授的平均待遇相比,還遙遙超過將近700美金。美國與中國的生活費孰高,這是不庸待言的。如此說來,當時中國的教授真可以說是活在天堂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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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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