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單1塊錢，你想要什么服務？”一位通達系快遞員對我說。

2020年的雙11已經“開閘”，剁手黨們正在家里盼著快遞趕快到來，但他們不知道，雙11于快遞員而言，是糾結而不是狂歡——“我還要繼續送快遞嗎？”

今年是快遞公司打價格戰最白熱化的一年，也是快遞員最飽受折磨的一年。近期沖上微博熱搜的“快遞罷工”事件直接反映了這個問題，當日話題閱讀量超1300萬，百度貼吧相關帖子超12萬篇。

網友討論（截圖于微博）

“罷工”為了討薪。快遞員們在經歷30天、歷時300多小時的工作后，快遞網點還不發工資。

但討薪問題是一個“無解題”，每年都會發生。快遞公司認為不發工資是加盟網點的事，加盟網點認為是總部壓價太低，不僅不賺錢還賠錢，你要我怎么發工資？雙方來回踢皮球。

9月中旬，虎嗅編輯嘗試去到快遞一線，體驗了幾天快遞員的工作與生活，看看在被媒體普遍報道的“快遞員每月1萬+薪資”背后，還有哪些少為人知的現實。

我與快遞員們在不太忙時聊天場景

自從無人車、無人機被一些互聯網公司推上物流一線做了一番閃瞎人眼的PR之后，很多人以為快遞是一個正在被科技逐漸解放雙手的行業。

所謂的物流科技，可以解決物流“倉儲——運輸——配送”三個“基礎環節”的前兩個，但你能否盡快見到你的快遞，仍舊取決于末端網點和站點的快遞員——而這，很大程度上拼的還是“人肉”效率。

“10小時以上、無周六日”的“697魔咒”，是中國快遞業發展至今最真實的基層實況，大概400萬快遞員都是這樣的工作規律。

我工作的地點是位于北京H區通達系某快遞公司的一個加盟商網點，第一次到網點倉庫已快早上8點，倉庫中運輸快遞的傳送帶嗡嗡地轉動，快遞員們正在傳送帶兩側忙著分揀出自己片區的快遞。

與師傅陶俊簡單溝通后，他說今早快遞分揀的速度有些慢，平時這個點已經開始裝車。他在擔心后面的流程，最終導致工作時間更長。

應對一個每日工作時長超過10小時、1年除年假外無休息日的工種，你需要像陶俊那樣，擁有非常好的體力、強大的抗壓能力、良好的心態，才可以hold住。

以我所在的H區快遞網點為例，他們每天早5點、6點開始上班，分揀由北京快遞總運轉中心運過來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快遞。一般來說，派件等等一些列工作結束后，要到晚上9、10到凌晨1-2點下班。

如此長的工作時間，不僅是因為快遞單量越來越多。更重要的是，在快遞行業的末端網點倉庫、站點，幾乎完全依賴人工操作——像網絡展示的擁有炫酷的無人化黑科技，如一群機器人、碼垛手在搬運分揀快遞，這種高配置場景只有在大型倉儲轉運中心京東亞洲一號、快遞公司智能分揀大型倉等，才會出現。

另外，他們工作環境也很簡陋，在這的末端網點倉庫，所有快遞公司幾乎都是露天的，遮雨布當倉頂、鐵皮當墻。

快遞車兩側是快遞員工作環境，幾乎都是鐵皮房

陶俊告訴我，北京差不多一半的快遞網點都是露天分揀。像自己在的這個網點算是中等的，條件惡劣一點的就是在馬路邊分揀。在北京，五環以內不準有庫房，因為擔心有安全隱患，北京的天氣比較干燥，主要是為了防火防電，“遇到下雨天，就把快遞放到傳送帶下，拿雨布蓋著。”陶俊說。

去末端派件站點之前，倉庫中傳送帶或人工分揀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在倉庫內用手槍將分揀好的快遞進行掃碼、確認派件數，并檢查有沒有誤拿的快遞及空件（商家刷單件），最后按照大小件進行裝車，整個過程基本上控制在2個小時內。每天如此，雷打不動。

到了派件站點，快遞員要將這些快遞按照大小、種類進行一一梳理、排列整齊，梳理完后，開始給快遞件編號。編完號需再拿手槍一一掃碼，向收件人發送取件短信或機器人語音電話，短信中的取件碼依照快遞員個人習慣決定，可錄入阿拉伯數字、也可錄入手機號碼后四位。

在發送取件短信前，以上這一系列工作一天要重復2次（順豐是不間斷向網點輸送快遞件，每天約5次）。我在的快遞公司站點早上+下午快遞件接近650件，雙11等促銷日快遞件可超1000件，之前這些都是陶俊一個人負責。

這是上午我與陶俊倆人整理出來的近400件快遞，陶俊負責給快遞分類、我編碼

取件人來取件，快遞員要一一拿快遞、掃快遞、確認快遞，一蹲一起，反反復復。這才僅僅是“蹲點配送”，還不是“爬樓梯挨家挨戶配送”。

下面就是收入問題。假如就按一個快遞件一元來說（蹲點派件與爬樓梯派件費用不同，蹲點1元/件，到各個老樓層爬樓是1.2元/件），不管辛苦不辛苦，一天送600多件，這樣下來每月1萬+不是問題，和白領一樣。

但事實真是這樣嗎？

陶俊在快遞行業近11年，他反映，快遞行業末端派費越壓越低，“現在各個快遞公司都是一邊要求快遞員提高服務質量，一邊又壓價。”

通達系快遞員華子杰也稱，自己工作很多年，現在比以前配送的件要多很多，但派件多、薪資卻沒有漲。

按照行業增速，快遞行業至今每年業務量都還是保持在20%以上的增速，但快遞員們并沒分享到行業規模增長的紅利。原來的末端快遞單票派費價格為1.3元-1.5元之間，最低為1.2元。但今年已經壓價低至1元/件。

數據來源：國家郵政局，前瞻產業研究院整理

通常來講，快遞公司的快遞費包括攬件費、面單費、中轉費和派送費四種費用，而對于加盟系快遞企業而言，由于是加盟制性質，如果總部沒有統一規定，那么他們每個環節、每個快遞網點的結算方式也會有所不同，到了末端，派費也是由網點加盟商來決定。

早前，《21世紀商業評論》報道：有媒體曾拆解過快遞費用的分配環節，假設用戶付出10元快遞費，其中的3元歸網點，1.6元歸攬件快遞員，城市內分撥費用0.6元，運到分撥中心運費0.3元，總部收到面單費1元、中轉費2元以及派件費1.5元。

現在快遞行業存量市場競爭激烈，快遞公司為了搶占市場份額、提高自身企業營收，規模效應是他們最好的方法，所以快遞公司會打價格戰，導致快遞單票價格越壓越低。

價格戰帶來的結果就是，降低了快遞源頭的收件單價，拋去面單收入、中轉費、運輸費用，最終剩余的派件費也會相應減少。而這減少的兩部分，正是末端加盟網點和快遞員的利潤來源，所以快遞末端單票越來越低。

不僅如此，如今，快遞柜也“分走了”快遞員的收入，一件快遞投放快遞柜成本要0.55元以上。另外，還要加上通訊費、短信費。

我們來算一筆賬，一件快遞末端派費1元，投放快遞柜費0.55元，通訊費+短信費合在一起平均按照0.2元來算，1-0.55-0.2=0.25，最終到快遞員手里才0.25元/件。

而且最后到手的0.25元/件，還沒有扣除讓快遞員們最為痛惡的各種罰款，有時一個快遞件僅罰款都要上千元。這也是整個行業流動性居高不下、招聘難的原因。

此外，少有人知道，快遞員很多是無底薪的。

快遞員們不認同無責任底薪這個說法，他們管它叫“保底薪資”，純拿提成，多勞多得、少勞少得。

雙壹咨詢創始人龔福照表示，“快遞員不屬于有底薪的模式，是按照攬派件件量來算，屬于提成模式，派件給你多少、收一件給多少，月底就拿多少錢”。

也就是說，于外賣員，時間就是金錢；于快遞員，單量就是金錢。1萬+薪資太難擁有了。

2020年初，中國郵政快遞報社發布的《2019年全國快遞從業人員職業調查報告》顯示，75.07%的快遞員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月收入超1萬元的占比為0.73%。我國快遞從業人員工作8-10小時/天的占46.85%，工作10-12小時/天的占33.9%，近兩成從業人員工作12小時以上。

在2018年時，快遞員薪資還普遍在6000元以上，據《2018快遞員群體洞察報告》顯示，快遞員平均薪資在6200元左右，工資結構主要是由底薪加提成構成，80%的快遞員工作超8小時。

由這兩份報告可感知，到2019年，快遞員整體薪資水平開始處于明顯下降、工作時長呈遞增趨勢。

此時快到晚上8點，快遞員正在整理最后一波快遞件，給收件人發取件短信

近期剛離職、在京東物流做了不到兩月的快遞員張鵬說，干快遞的工資沒有外界傳的高，起初不熟悉業務，一般在6000-7000元左右，派件少的話，工資更低，“我就是因為件量少、工資低，才離職的”。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副院長趙萍表示，“根據我的估算，在快遞單票價格呈現下降幅度超過20%這樣的情況下，快遞員的工資下降幅度會在一成以上。”

和快遞員最近似的工種是外賣小哥，張君凱說，自己有一個在快遞行業工作7-8年的韻達同行也是因為薪資原因，今年轉做外賣員了。但張君凱覺得現在跑外賣也不行了、不賺錢，要是在前幾年還可以掙些錢。在陶俊的同事小王看來，做外賣員時間太緊張，半個小時，玩的是心跳。

快遞員們認為，若想賺錢，承包是最好的方法，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具備承包條件，而且承包的某個地方還要有潛力，因為需要談下B端客戶，如寫字樓、商業樓等。

所以為提高收入，每月拿到1萬+的工資，快遞員們必須既要承擔每天幾百、上千件的快遞派送、服務壓力，又要承受快遞公司壓得越來越低的單票收入，以單量為單位增加收入，拼命往前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很多快遞員會沒有經過收件人允許或通知收件人，就私自把快遞直接放入快遞柜。否則他們一天工作量完不成。）

而在向1萬+拼命跑的背后，一不小心，還會掉進各種坑里。

快遞員眼中的罪與罰，就是快遞公司的凡事“一刀切”，這是快遞公司給快遞員上的看似有形卻無形的一道道枷鎖——從攬件到派件至消費者手中的過程中快遞公司給快遞員規定的100多項扣罰款，總有一款適合你。

蘇寧物流快遞員陳阿莫對我說，所有快遞公司都一樣，只不過是罰款輕重的問題。

但這種機械化管理機制，也必然帶來一些“反噬”：會讓快遞員走向極端化，并做出一些違法亂紀之事，如近幾年發生的：快遞員辱罵收件人、毆打報復收件人、快遞員下跪、甚至趁送快遞之際進入收件人家中做一些違法的事，等等。

2018年6月，沈陽張先生通過韻達快遞發了一個包裹到福建，期間包裹下落不明，投訴過程中遭到各部門互相推諉，情急之下，張先生向快遞員表示要向郵政部門投訴，沒想到快遞員開始罵人，不愿賠償，一氣之下投訴到快遞公司。最后該快遞員道歉后被開除。

2019年6月11日，山東廣饒圓通的某個網點女快遞員遭遇惡意投訴，下跪請求原諒，警方出面為其出具證明事件備受關注。當時該事件在微博熱搜中居高不下，引發眾多微博網友及社會各界熱議。

類似這樣的事件有很多。國家郵政局數據顯示，僅今年9月全國通過“12305”郵政業用戶申訴電話和申訴網站的共有16668件，其中申訴快遞服務問題的15609件，占總申訴量的93.6％。

我與陶俊、張君凱等快遞員聊到這些時，他們認為，快遞員個人出事，會因某些客戶或收件人的原因給逼急了，情緒積壓，到了某個節點突然爆發。

像圓通快遞員下跪事件，張君凱認為，這個投訴絕對不是300元罰款這么簡單，最少是12305級別——如果某快遞員被投訴到國家郵政局，省公司會進行加罰嚴懲，金額從1500元到5000元不等，最高的加罰可到6800元。

2017年快遞員因遲到5分鐘遭毆打致大小便失禁

2019年，一位通達系快遞員小張因自己大意，攬收了一個寄去深圳的維修件，中途被廣東的快遞公司扣掉，對方表示包裹里有1級違禁品，是24v電瓶。小張隨即收到一張2萬元罰款單。

小張表示自己愿意接受處罰，但這2萬元罰款確實太高，自己的開銷吃不消，如果要交這2萬元，怎么著也得不吃不喝埋頭苦干小半年才能交上。

令陶俊印象最深刻就是被罰款約1000元，他說是因為2個快遞損壞，一個是拖把、一個是一雙長靴，長靴自己賠了750元。陶俊說這些快遞本質上不是自己弄壞的，“但關鍵就在于是我送過去的”。

“快遞件受損和快遞員無關，和公司有關，因為攬件前的配送環節，快遞員是不參與的，快遞員只負責末端派件，中間運輸環節和快遞員無關。”一位通達系快遞員李阿冰稱，但最后無論怎樣，都會投訴到快遞員身上，他們一投訴，電話就直接打到總部，沒人聽你解釋。

陶俊的遭遇并非孤例，另一位快遞員說丟件就賠錢，無論是被偷的還是送錯的，之前就賠了一個400多元，收件人說自己買的是化妝品，淘寶訂單也不給看，“沒辦法，你不賠，人家就投郵局，誰管你，說白了，把這個快遞車門一關，出了事全是自己的，自己差不多一個月被扣幾百吧”。

已從韻達離職的快遞員陳家豪講述，之前快遞公司出了“微笑計劃”，說是為了提高服務指標的，但在快遞員們看來，這個微笑計劃就等于“微笑投訴”：“因為這個計劃就是公司定了個規則‘威脅’你，你達不到這個計劃，客戶就投訴你，直接面臨的就是罰款。”

微笑計劃剛施行時，只要客戶撥通了電話，快遞員就沒有任何申訴機會，直接出工單罰款。快遞員要問因為什么原因？沒有任何原因。

有時虛假簽收，也會被雙重處罰，總部處罰是最基本處罰，處罰100元，站點還要罰你100元。還有直接仲裁理賠、簽收率罰款等很多種罰款，都包含在100多項罰款里。

如果遇到惡意投訴，投訴第一次直接工單500元，沒有申訴機會，若再投訴一次，直接升級到12305，起步就是1500、2000元的罰款。

陳家豪說，全國每天物流很多，總免不了有漏洞，如有些不法分子或不良商家發空單或空件包裹，這個到了末端快遞員手中，最后也是會被直接處罰，快遞公司不跟快遞員進行認證，所有原因都是快遞員的原因。

也有些問題是行業慣例改變帶來的。以前快遞面單是二、三聯單，陶俊不明白為什么現在快遞取消兩、三聯單，這種節約成本的方法，反倒給快遞員帶來更大麻煩。二、三聯單意味著快遞員可以撕下來一聯做存根，現在沒有了。“我認為留有客戶簽字的底單，才是最重要的，客戶簽字底單在我這，就是簽收了。”

早期的快遞面單，這個圖片有些模糊，但可以看到是兩連單（圖片來自于網絡）

“早期時，快遞都是本人當面簽收，也有存根。” 張君凱說，現在快遞公司處理投訴，都是總部投訴工單給你下發通知，地址哪里、收件人誰、快遞有沒有收到，請出示“簽收底單”。

其實這種以罰代管的管理方式，業內也有很高的呼吁聲，但根本情況并沒有轉變。

兼職快遞員茅子俊說：“前幾天，我去西直門中通的一個網點，一夜之間快遞員全部罷工辭職了。”

茅子俊發現，現在所有的快遞公司都缺人，“這才幾月，都開始爆倉了，現在的快遞公司，他們的派費、包括各種罰款制度，致使快遞員越來越不好招”。

陶俊回憶，自己2008年高中沒畢業就從河北保定老家來了北京，這一年令他印象很深刻，北京正在舉辦奧運會。

他講述，當時來北京就是感覺好玩兒，2008年，京城里監管特別嚴、還有巡邏隊，你如果晚上出去，就必須帶暫住證和身份證，要是沒帶、尤其是身份證，被檢查出來，就會被遣送回家。

記憶中的北京不是特別冷，人們坐在天安門廣場，廣場兩邊很多人的臉上都貼著國旗圖貼，等到晚上8點，廣場開始放煙花，廣場上的人們有躺著有坐著，陶俊看著這個場景看到滿天的煙花，自己覺得整個人生都圓滿了。

今年陶俊已經31歲，在這一年，他即將迎來人生第一個黃金時刻，他透露，自己過幾天就要去領證了。

其實與陶俊相似的，還有成千上萬來自全國各地的快遞員。過去，在四通一達時期，人們習慣把加盟快遞業稱為桐廬幫，早期的快遞員也以浙江桐廬人為主。

而現在，快遞員這個群體，大多來自于河北、安徽、山東、山西、河南等地，主要以男性、男性青壯年為主，他們普遍在高中、中專時出村進城務工，部分為小學、中學時期。北上廣深則是他們的主要方向。

年齡上，他們主要以21-40歲的80后、90后男性為主。現在，90后正在成為快遞員主力軍、部分Z時代00后人群受爸媽影響也已經或正在加入大軍。

00后快遞員張帥帥來自山西忻州的一個農村，按照周歲今年18歲，已經做快遞員快4年，他們一家人是承包片區的，目前在通達系某快遞網點。

晚上派件站點快要下班時，我與快遞員們聊天場景，后面比“耶”的是張帥帥

他稱，自己14歲中學沒上完就出來了，15歲跟隨爸媽來到北京做了天天快遞快遞員，當時的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快遞員這個群體越來越龐大，一方面，得益于電商發展，快遞行業的需求為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另一方面，越來越多農村年輕人相較于父輩，比較向往城市生活，礙于文化水平限制，快遞的低門檻、收入可觀、相對自由，促使他們選擇這份工作，他們覺得這比進工廠要好太多。

一部分農村青壯年，他們由于農村農業機械化生產、農作物季節性、土地被承包、家庭原因等因素，在家并沒有什么額外賺錢的謀生之計，為了賺取更多收入，也會選則進入城市。有些文化底子的青壯年會進入快遞或外賣行業，文化底子弱的會選擇工地或其他。還有一部分是經熟人介紹。

另外，追求安全且相對穩定收入的部分外賣員也正往快遞大軍趕來，也有部分普通職工、司機、自由職業工作者轉行做快遞員。

2019年，全國快遞業務總量累計為635.2億件，業務總收入為7497.8億元，從業人數突破400萬人。截至今年9月10日，全國快遞業務量已突破500億件，國家郵政局預計今年全年全國快遞業務量將突破750億件。

這意味著，快遞行業對于快遞員的需求將會更大、更突出。

2020年7月21日，在人社部發布2020年第二季度全國招聘求職100個短缺職業中，快遞員招聘排行第2名。

隨著收入積累、生活水平的提高，離開快遞行業自己回家創業、做些小生意，是很多快遞員的選擇和歸宿。

在與快遞員們的交談中，張帥帥說著說著手機放起了《寫給黃淮》這首歌，“19歲的那一天，我來到黃淮的面前，為了能和你在這兒遇見，我支付了我的4年… …”，他說，以前上學就是睡覺、打架，現在特別后悔，后悔沒有上學。

（文中快遞員稱呼均為化名）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假如你的快递延误了 请体谅697的打工人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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