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o 總部的會議室，以全球的地點命名，除了北京、紐約、圣何塞，還有斯瓦爾巴德、烏斯懷亞——世界最南端的小城。這背后蘊藏著 ofo 的愿景：“讓世界沒有陌生的角落。”如今的 ofo 已在破產邊緣。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從誓言改寫全人類出行方式到瀕臨解體，從資本競相追捧到避之唯恐不及，只是 3 年時間。這個時代擅長并渴望創造商業神話。神話瓦解的速度正如它崛起一樣快。我們用過去 6 個月的時間試圖解答，一個龐然大物為何倒下，最終發現，這個故事暗合了時代的某種情緒，聚集了人們的野心與欲望。它因狂熱而生，也因狂熱而死。

　　戴威低下了頭

　　2019 年春天的一個早晨，戴威走進北京金融街麗思卡爾頓酒店，早早地在這里等候程維——作為中國當下出行領域里的領軍者，程維掌管下的滴滴同時也是 ofo 的最大股東。過去兩年間，滴滴曾至少 3 次對 ofo 提出收購，但都在關鍵一步遭到戴威的否決。

　　今非昔比。窗外是北京的春天，原本是共享單車活躍的季節，街面上卻再難找到 ofo 的影子。在尋求多方融資未果后，對戴威而言，眼前的困局或許只有滴滴能解開。

　　程維留給戴威的時間不多，一會兒在樓上還有個會議。酒店大堂里，當戴威提出請滴滴收購 ofo 的請求時——這次輪到程維說“不”了。這位久經戰場的企業家巧妙地回避了這個問題，說自己“也沒有太好的辦法”。接下來的時間里，程維與戴威“展望了一下未來”，談話便結束了。

　　這并不是程維第一次拒絕戴威。2018 年 7 月，曾有媒體爆料滴滴即將收購 ofo 的消息，滴滴官方隨即發布聲明：滴滴不會收購 ofo，將堅決支持 ofo 的獨立運營——這在一些人看來正是在諷刺戴威，“那是他說過的原話”。

　　如今的 ofo“對滴滴來說已經沒有價值了”。多位采訪對象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一手創立 ofo 的戴威不愿交出公司的控制權——這使得 ofo 失去了原本發展的可能性，并一路滑向了深淵。

　　在這個初夏，ofo 后臺等待退還押金的人數仍有將近 1600 萬。以每人 99 元或 199 元押金計算，待退押金規模在 16 億-32 億元之間。一名仍在職的員工表示，“這對 ofo 來說，是個‘不可能償清的數字’。”有用戶表示，自己明明沒有收到退款，原本界面的“退款中”卻已更換為“充值押金”的提示，“仿佛我從沒充過押金。”

　　據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網 6 月 12 日發布的公開執行信息顯示，因東峽大通（北京）管理咨詢有限公司不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法院已依法限制法人陳正江出境。這家公司正是 ofo 的運營主體。2018 年 10 月 29 日，這家公司的法人由戴威變更為陳正江。

　　事情發展到今天的局面之前，戴威并不是沒有想過讓步。私底下，戴威曾主動找程維洽談過多次。ofo 前高管王拓很多次聽戴威提起過，滴滴每次開出的條件都太羞辱了，這導致談話總是不歡而散。

　　“就是他跟程維的對話，永遠都不是平等的。”戴威曾向王拓轉述過這樣一番對話：他問程維，滴滴是不是一家永不放棄的公司？如果滴滴是，那么 ofo 也是。王拓聽后勸戴威，沒必要置氣，該服軟就服軟。“無論是年齡、經驗、社會地位，包括他在社會上具有的 Power，哪一項不比戴威強？所以不能以一個特別對等的心態去聊這個事情。”

　　他嘗試說服戴威，ofo 在滴滴的規劃里，可能就是一個事業部，這是遲早的結果。

　　戴威沉默。“他不吭聲，一般他反對或者不認同的事，他就不吭聲。”

　　王拓與戴威年齡相仿，卻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加入 ofo 之前，出生于西部省份普通家庭的他創過業，并按照他的計劃把公司賣了出去。他自認奮斗打拼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實現財務自由，拿錢買更多的個人時間。“養豬不就是為了殺嗎？每一頭豬被殺掉之后，養豬場老板他會哭嗎？因為出發的時候你已經想好目的了。就是豬養大，然后殺了，賣了，賺錢。”因此，當 2017 年 9 月，來自滴滴的高管空降 ofo 時，王拓幾乎是帶著迎接的心態，“把滴滴看作自己的未來老板。”

　　戴威并不這么想。父親是國企總裁，母親是教師，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畢業，在校時擔任北大學生會主席。這樣的出身，讓他對物質的追求并不強烈。即使在 ofo 估值數十億美元的時候，戴威出門最常吃的餐廳還是麥當勞和吉野家。他曾不止一次對 ofo 的聯合創始人們表示，“經歷比錢更重要”。

　　戴威曾將程維視作老師。一位負責投資關系維護的員工記得，剛入職時，她曾問戴威，有哪些投資人需要重點溝通？戴威給出了 4 個人的名字：徐小平、張穎、朱嘯虎、王剛。“然后我說，那程維呢？他說程維我自己跟他電話打得比較多，有些東西我得跟他商量商量。”

　　但隨著時間推移，戴威對程維的心態開始變化。有段時間，ofo 的高層員工頻繁地聽見戴威講述阿里的故事。敏感的員工意識到，事情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轉變：半年前，戴威還總是在談話間引用滴滴與程維的故事，如今，阿里與蔡崇信取代了前者。“戴威很早就表達過類似的意思：滴滴終究還是靠不住，如果能抱上阿里的大腿就好了。”上述員工說。

　　富有經驗的創業者們會從今日的中國商業環境中悟出一個基本常識：一般情況下，不要同時接受來自騰訊、阿里或百度其中兩家（或以上）的投資。而戴威先后讓騰訊系的滴滴與阿里系的螞蟻金服坐上了 ofo 董事會的重要席位——至少在今天，一切商業故事背后都是資本故事——違背常識是危險的。

　　今今樂道讀書會創始合伙人、前《中國企業家》執行總編輯何伊凡將戴威與 ofo 的關系比作一個 8 歲的孩子去舉 100 斤重的東西——“這 100 斤主要來自哪兒呢，主要來自它需要處理的復雜關系。因為資本是這樣的，一步錯，步步錯，如果你早期（拿錢）的時候，一些最基本的關系沒有處理好，到后期你一定會付出非常沉痛的代價。”

　　2017 年 10 月，滴滴空降 ofo 的高管南山認為 ofo 在支付寶的入口無法導流，做主在微信上開通了小程序——由此引發了螞蟻金服的不滿。

　　“支付寶的人就開始給戴威打電話，（問）什么情況。”據知情人士透露，支付寶方要求 ofo 撤下微信小程序，并示意戴威趕走滴滴：“阿里的人就和戴威說，把滴滴的人弄走，我們就投錢進來。”

　　這場矛盾以小程序下線、滴滴高管全體離職告終。敏感的投資人們從中嗅到了火藥味。2018 年初，ofo 的早期投資人李立收到一封郵件，心情“徹底無語了”。郵件中告知：ofo 早期股東朱嘯虎已將手上股份及一票否決權轉讓給阿里，包括李立在內的所有投資人都知道這意味著什么——阿里將有能力在 ofo 的重大決策上與滴滴分庭抗禮，而兩者的陣營決定了誰都不會允許對方成為最后的贏家。“阿里入局的那一刻，這個事情就沒法做了。我們都看到了結局。”

　　很久之后的一次談話中，李立聽戴威親口總結了一番感悟：“當大佬對你很熱情的時候，你可能真的覺得自己很牛逼，大佬給你的許諾你都會相信。但這事難是難在什么地方呢，當大佬翻臉的時候你是找不到他人的。”

　　李立認為，對于戴威而言，這是一個幾十億美元的教訓。“所以比你高級的人，就不要以為你能和他一起玩兒，玩不到一起去的，只有他玩你的份兒。”

　　講這番話時，李立要求我關閉手機錄音。當我拒絕之后，他有些生氣。“我這么說吧，你在一定程度上跟戴威挺像的。”在他的邏輯里，我和戴威都沒有搞清楚一件事：事情能否做成，主導權并不在自己手里，而是在那些掌握資源的人手里。

　　“讓你意識到這件事很簡單，但要戴威意識到很難。”

　　王拓曾經問過 ofo 聯合創始人楊品杰，ofo 走到今天，主要是靠什么。“品杰認識得很清楚，跟我的認知是一樣的，就是資本嘛。那你說 ofo 現在是因為你管理的好？還是因為你發明了這個事情？都不是，就是資本嘛。”

　　當他把同樣的問題拋給戴威時，戴威選擇了沉默。

　　“你只管爭第一”

　　我再見到聯合創始人于信是在這個春天，距離 ofo 總部被千名退押用戶包圍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天。第一次見面時，他正為退押的事忙得焦頭爛額，桌上疊放著他的兩只手機，其中一只專門用來監測 ofo 退押后臺的情況，于信為此專門注冊了一個用戶號，充了 199 元押金。

　　“每個月、每一天都有人傳說我們要死了，可我們還活著。“于信說。

　　在“被人摁在地上打了兩年后”，于信總結 ofo 的歷程，認為創始團隊學到了很多：“想兩年還想不明白嗎？那可不就想明白了嘛。”他的態度發生了某些微妙的轉變：前幾次見面，他偶爾還會流露出委屈的情緒，訴說投資人曾拿了 ofo 的數據轉身就給競爭對手。這一次，他告訴我，他們開始理解投資人了。

　　在創投圈活躍著的社群里，有人把 ofo 稱為“史上最大的災難性投資”。多家投資機構曾把 ofo 作為經典案例放在公司網頁里、印在品牌宣傳的海報上，在各種投資論壇上引以為豪。但現在，他們對 ofo 閉口不提。

　　在一位投資界人士眼中，這樣的態度太正常了。“誰愿意去跟別人談論自己的笑話呢？尤其是自認為聰明的人。”

　　戴威領著于信及幾個聯合創始人也開過很多次復盤會，但每一次復盤的結論都是：如果重來一次，ofo 還是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歸根到底是共享單車的盈利模式并不成立。”于信說。生意不賺錢，投資就總有停下來的那一刻。

　　我問他，那當時為什么有那么多投資人爭先恐后地投？于信愣了一下，沒有回答。

　　投資人們今天很難承認，在 2016 年至 2017 年的那三百多個日夜，他們在那場火熱的共享單車投資戰中，存在著某些微妙的反常。

　　史少辰做企業公關多年，第一次遇到這樣激動人心的工作：大消息一個接著一個。有時一天能公布兩輪融資——這樣的融資速度是中國創業史上前所未見的。2016 年 9 月到 2017 年 7 月，ofo 完成共計 5 輪融資，總額近 90 億元人民幣。

　　“沒有辦法，大家就在那個時間點看到了信心。”摩拜投資人江渝回顧起 2016 年的夏天，創投圈被摩拜與 ofo 的項目激起了久違的熱情——數不清的投資人在那陣子遭遇著失眠：在上一輪資本寒冬中，他們手頭積累起大量資金，急需一個優質標的。因此，當投資人們看見北京、上海的街頭開始出現大量的共享單車，內心產生了一種由衷的興奮：“看到了那么多用戶 buying 這個 business model，大家都覺得那我要實現快速的增長。”

　　用戶增長很重要，許多決定出自本能而非理性的計算。隨著滴滴、騰訊兩大巨頭的加入，市場被迅速分為兩個陣營：摩拜與 ofo 的戰爭一觸即發。“你不增長，對手就增長。對手增長，意味著對手將把份額吃掉，對手就能把你打死。”江渝說，“就這么簡單的一個較勁的過程。”

　　2016 年 11 月 17 日，ofo 在 751 藝術中心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宣布走出校園，進軍城市。這是競爭對手摩拜刺激下的結果，一些 ofo 早期重要資方曾私下表示對城市運營毫無興趣，但卻在新形勢下改變主意，甚至重金加注。屬于摩拜和 ofo 的戰爭正式打響了。而某些細節已經呈現出這場戰爭的火藥味：發布會前夜的凌晨 3 點，ofo 工作群里突然傳來現場照片，摩拜的車將 ofo 的場地整個包圍了。

　　強競爭使得一些擦槍走火的事不時發生。在上海，ofo 運維人員徐師傅在與摩拜方的搏斗中頭破血流。在北京，一個區域主管不得不頻繁去派出所“撈人”，最多時一星期去了 4 次。

　　2017 年 4 月，戴威參加博鰲亞洲論壇，和當時的摩拜首席執行官王曉峰住在同一個酒店。前往會議地點的路上，戴威看到王曉峰從遠處迎面走來。隨行人員勸他避一下，避免被媒體拍到做出各種解讀。戴威的反應是，沒事，這個是正常的。他主動迎面向前，準備和王曉峰打招呼。但王曉峰掏出手機放在耳邊，轉身走了。

　　這是兩個陣營的對壘，不只是戴威與王曉峰、ofo 與摩拜，還有背后投下數百億資金的投資方。市面上排得上號的投資機構，幾乎悉數入局。“沒有人能確定自己一定會贏，”江渝攪動著面前的拿鐵，承認在戰爭最熱時感到害怕。“就看滿大街 ofo 的車烏泱烏泱的，心也慌啊。”

　　一家知名投行的財務顧問分析，挑動投資人斗志的因素里，既有利，也有名；既有高回報的誘惑，也有不甘人后的焦慮。“在那以前，還沒有一個案子可以劃分投資圈的三六九等。ofo 和摩拜出現后，就有了。大家都想擠進去，你擠不進去，你就知道你不是（一流）。”

　　那陣子，戴威一天會接到好幾個投資人的電話，其中不乏各大投資機構的掌門人——一個普通創業者并不會有這樣的待遇。這同時也意味著壓力：“一有什么負面消息他們就在微信上扔給戴威，搞得他壓力很大。”負責投資關系的程凌睿說。

　　一次偶然，戴威發現投資人對于數據新聞非常滿意。他對程凌睿說，“挺好的，投資人愛看這些。”為了取悅投資人，戴威與公關團隊琢磨出一個一舉多得的計策——與第三方數據公司合作，買斷數據的披露權，選擇對 ofo 有利的數據發布。

　　漂亮的數據帶給投資人們更大的信心，他們在這場戰爭中更渴望勝利了——“只管爭第一，錢不用操心”的口號，回響在 ofo 每個員工的耳邊。有人形容當時的感受：“就像一個沒錢的人彩票中了五百萬，不但中了，還要求你兩天就得把這些錢都花掉。你都不知道該怎么花，但你就是得花掉。就那種感覺，你懂吧？”

　　2016 年 12 月，ofo 搬入理想國際大廈，中關村一帶租金最高的寫字樓。10 層、11 層、15 層、20 層，不到半年，ofo 租下了 4 層樓，黃色 logo 高高豎立在樓頂。戴威親自下令，按照 Google 的標準來設計裝修位于 20 層的食堂，“為了網羅最優秀的人才”。辦公桌椅 2000 塊一套，連馬桶都是電動加熱的。程凌睿的第一反應是，絕不能帶投資人來上廁所。

　　于信當時分管海外業務，2017 年 1 月到 5 月，他在全球飛了 20 萬公里后收到了回國的指令，讓他解決管理半徑的問題——他在國外期間，公司人數從 800 人漲到了 3000 人。

　　釘釘群聲聲作響，每天都有新人涌入。王拓進入 ofo 前，戴威在面試時告訴他，我們要進入城市了。王拓問，那你打算怎么做？戴威說，不知道，所以就找你們來幫我去搞。戴威又問他薪水，他報了一個虛高的值，想探探戴威的底。他沒想到，戴威一口就答應了。

　　“就好比你是一個小孩，我說這個奶茶 30 塊錢賣給你，你可能就買了。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這個奶茶在整個社會上的行情值多少。”王拓事后分析，戴威有可能是過于年輕，不清楚行情。他最終在摩拜和 ofo 拋出的橄欖枝中選擇了后者，因為相對于精明老到的王曉峰，年輕的戴威也許會更需要他。

　　急速擴張中，一些置身于浪潮中的年輕人真誠地相信，自己已經成為了曾經渴望成為的那一類人。我的朋友F提到一位在摩拜工作的朋友A。A工作不到一年，每次見面，都能感受到他不斷飛躍的消費和流行又張揚的生活方式。先是在國貿 77 樓的云酷酒吧請客，后來談論與某某名人的見面，五一假期，朋友問他如何度假，他說要去一個美國的山谷里，那里沒有手機信號，能徹底放松。

　　“如果不是在一個高速發展的行業里，一個工作一年的新人不可能這樣。”F感慨道。

　　激昂的氣氛中，也有隱隱感到不安的人。

　　從事亞太區海外業務推廣工作的何歡明顯感到，ofo 內部的管理完全跟不上它膨脹的速度。入職第一個月，何歡便得知，ofo 曾在新加坡一次性投放了 7000 輛車，24 小時之內，4000 輛不見了。那時 ofo 還在使用機械鎖，車沒法追回。這件事很久以后才被北京總部獲悉，當時的負責人將事情按了下來。而總部原計劃在日本市場投放 8000 輛車，因為當地政策限制，只投出 100 輛，其余 7900 輛車只能在倉庫放著。

　　在國內，ofo 花費數千萬請鹿晗代言。在海外，團隊花幾千萬美元在 Facebook、App Store 上買流量，但方式粗放。一個令何歡哭笑不得的例子是，一次，在新加坡投放 Facebook 時需要一張海報，總部給來的素材是一個黑人騎著單車，天空中飄著雪花。“這跟新加坡一點兒關系都沒有，誰會點進去看啊？”

　　“最大的危機是每一個策略都很短期。”開拓中國香港市場時，上司否決了何歡從一開始就付費的方案，理由是先把訂單量沖上去最重要。

　　吳昊先后在幾家互聯網公司做過產品經理和公關，來到 ofo 不久后，他就理解了為什么投資人總對戴威說，“你只管跑到第一，一定要成為第一”。

　　“很多資本以為的打法是，（共享單車）市場會出現一個小滴滴，所以試圖用滴滴、快的、優步的那一套去復制戰局。”起初吳昊也堅信這一套邏輯，慢慢地他產生了懷疑，“快車的入口在線上，共享單車的入口在線下，而且鋪車單均成本那么低，競爭對手真的消滅得完嗎？怎么能壟斷呢？”

　　私下里，吳昊把這種疑問和一些相熟的同事討論過，很少有人認真地和他探討。在高速前進的列車上，沒有人會喊停，或許也沒人有能力喊停。最后，他沉默了。“這個動態博弈的過程當中，大家對于戰爭的這種不理性和瘋狂是互為作用的。”

　　“這種人不投，我投誰”

　　真格基金創始人徐小平曾公開表示，ofo 的項目其實真格是看不懂的，但他投人不投事。“首先，戴威是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其次，他畢業后去貴州支教。學生會主席，這意味著他有領導力。去支教，意味著他有理想。這種人我不投，我投誰？”

　　至于戴威做的是 ofo，還是 ofa，徐小平說，不介意。

　　更多人也被戴威的個人魅力感召。程凌睿第一次和戴威交談，就做出了加入 ofo 的決定。在創業圈多年，她見過太多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創業演員”，她斷定戴威和這些人不同，一心想做成事。“戴威在講讓世界沒有陌生的角落的時候，他是真心在相信這個事情，這是他的一個理想。并且他把這個理想的這種熱情傳播得很到位，所以當時我會感覺到被他的那個 passion 打動。”

　　那時的戴威習慣哼著歌上班，最愛趙雷的《我們的時光》。公司的企業文化被總結為 3 點：騎車、喝酒、發紅包。戴威身先士卒，常常喝醉。于信則是最愛發紅包的人，當時有個規矩，開會遲到一分鐘罰 100 塊錢，一次，于信因為處理其他工作遲到了 67 分鐘，二話不說，在群里發了 6700 塊。

　　史少辰此前在百度和二手車電商工作，來 ofo 很久后才適應了“哥文化”，只要是男的，相互都叫“×哥”。“以前那些公司，要么叫英文名，要么叫人 title，哪有逢人就叫哥的，是吧？”同樣畢業于北大光華管理學院，一位戴威的師弟在第一次聽到這些細節時脫口而出，“這真像北大學生會啊。”

　　相較于公司氛圍的年輕化，戴威卻呈現出一種超越年齡的沉穩。程凌睿最初覺得，這種情緒控制能力在 20 多歲的男性中非常少見，“你跟他說什么他都會說，嗯，好的，我明白。他要是稍微顯得有點兒激動，那他其實已經非常生氣了。”

　　不止一位采訪對象提到，戴威聽到和自己意見相左的聲音，極少與人爭論，應對方式往往是沉默，也正是這種沉穩的氣質吸引了不少投資人。

　　或者也可以說，這種氣質迷惑了他們——一些投資人后來發現，戴威表面沉穩、內斂的氣質很好地掩飾了他的倔強。

　　2018 年一個下午，海淀區一家茶樓的包間內，戴威將其余幾位聯合創始人聚集在一起，商討是否要接受滴滴的收購。有聯創表示想退出，有人態度左右搖擺，例如于信。他的父親，甚至包括他父親的朋友，都勸他趕緊出手。有聯創提出隱憂，按照 ofo 目前的運營狀況，再撐下去不知該如何收場。

　　這場閉門會議之前，李立找創始團隊吃了一頓飯。飯桌上，他用了很長的時間分析，為什么事情的復雜程度已經超出了他們的能力范圍，賣掉 ofo 是唯一的出路。事后回憶起來，他覺得有幾位聯合創始人更傾向于賣掉，因為那頓飯除了討論要不要賣，另一個話題是，賣了錢后干些什么。

　　但戴威最終做出的決定和他的預期相悖。在很多次類似賣或不賣的爭論里，戴威的想法都沒有動搖過。“他就表現出來一個非常明顯的觀點，他認為經歷比財富重要。這實在太明顯了。”于信說。

　　許多人感到無奈甚至憤怒的原因，是他們覺得在戴威眼中，實現個人意志的優先級高于實現 ofo 整個團隊的利益。

　　“表面溫和，心住猛虎。”王拓用 8 個字形容戴威的個性。戴威喜歡和同事們踢足球，在王拓眼中，那是戴威的深層人格得以顯露的時刻。他覺得戴威非常好勝，只要戴威一來，大家就踢得很緊張。“踢球其實是一個團隊協作，并不能突出某一個人，對吧？但是他總希望覺得‘我就是這個球隊最重要的人’。”

　　根據多位 ofo 高管提供的信息，在 2017 年末，滴滴和軟銀方面提出投資條件，軟銀投資 18 億美元，由程維擔任董事長，戴威退出董事會。這個方案最終被戴威否決。

　　同在共享單車的戰場上，摩拜單車創始人胡瑋煒也曾面臨過類似的局面。那時的摩拜也深陷巨額虧損與押金漏洞。在與資本的角力中，她最終選擇接受美團的收購，2018 年 4 月，摩拜單車以 27 億美元的價格被美團全資收購，胡瑋煒也在不久后辭去了摩拜 CEO，與自己創立的公司揮手作別。

　　《創業邦》董事總經理馬鉞曾與胡瑋煒有過一次交談，他提起一家摩拜的投資機構，問胡瑋煒，他們是不是跟你們特別契合？胡瑋煒笑著說，他確實特別愛我們，但愛跟把錢掏出來，是兩回事。離開摩拜之后，胡瑋煒講過一句廣為流傳的話，“資本是助推你的，最后你都還得還回去。”

　　但戴威顯露出與胡瑋煒不同的狀態。時間久了，程凌睿對于戴威平穩內斂的性格，不再簡單理解為是“老謀深算”。相反地，她從戴威的內心讀出了幾分單純。“他腦子里面想的，也是非常清晰和簡單的。很理性，很有邏輯，但是不復雜。戴威就天生不是一個適合給別人打雞血的人。他太平和了，我覺得他就是那種一輩子過得很順的人，對吧？這種沒有受過特別大挫折的人，他怎么給別人洗腦呢？”

　　何伊凡曾與戴威進行過一次對話。采訪中，他請戴威給讀者推薦一本書，戴威的答案是《騰訊傳》。一個多月前，ofo 剛剛拿到阿里巴巴領投的超 7 億美元的E輪投資。ofo 的公關人員提醒說，這不合適，換一本。戴威靦腆地笑了笑，給出了另一個答案，《哈利波特》。“愛與情感，是可以戰勝一切的力量。”

　　但情勢比戴威預想的要復雜，程凌睿形容那種感覺“很詭異”：一些核心機密上午剛在董事會通過，直屬領導叮囑她不要外泄，下午消息就見報了。“真的就像那個《楚門的世界》你知道嗎，很多機密半天之后就見報了，也不知道誰說的。如果說只是發生一次、兩次就算了，你后來發現，簡直就是個現場直播。”

　　在復雜的局面中，很多同事發現，戴威變了。他不再定期組織高管會議。與此同時，他的體重至少增加了 30 斤。更隱性也更令人在意的變化是，他似乎很難像以前那樣信任身邊的人。高管們發現一個現象，同一件事，戴威會分別跟三個人聊，所說的具體內容，是三種不同的版本。而這三人都不敢確定，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真的。

　　2017 年的尾聲，投資人們已從瘋狂的戰爭中冷靜下來。那個冬天，ofo 與摩拜雙方的投資人在私下頻繁會面，希望推動二者合并。一位接近戴威的人士說，年末的合并案上，投資人朱嘯虎最后一次將戴威留在會議室里，“苦口婆心地勸他‘合并吧’，戴威不肯，朱嘯虎急了，說了句你傻×嗎，或是類似的話，戴威拍桌離去。”一個月之后，朱嘯虎將手中股份轉讓給阿里，套現離場。

　　與朱嘯虎鬧翻的第二天，戴威在網易創業者大會喊出了一句被媒體廣泛引用的話：“請資本尊重創業者的夢想。”那時的戴威堅信共享單車是政府雙創經濟的成果，更堅信 ofo 能獲得巨額的融資是因為 ofo 本身，而非其他。他正嘗試著尋求國資的幫助，據身邊人透露，某國資銀行的高層曾表達過對 ofo 的興趣，這令戴威非常樂觀，他對下屬說，“一定會有人來救我們的”。

　　于信在一次采訪中的表態佐證了某種野心。他與戴威認為，ofo 原本具有顛覆滴滴的某種可能性。“否則程維當初為什么說要做董事長，是因為感受到了 ofo 的威脅。”

　　一位聚焦出行領域的投資人對這種說法感到好笑，他做出一個推算：共享單車市場的估值也就 30 億美元封頂了，“這并不是一個特別大的生意”。

　　李立認為，這是環境帶給人的迷惑性。“在一個急速發展的環境里，人容易搞不清自己的位置是由于自己真的很牛逼，還是由于別的。就像你如果從來沒有見過電梯這種東西，我帶你去坐電梯，你在里邊跳了跳，后來你就升到 60 層了。你可能認為你的跳導致了你到了 60 層。然后你出了門以后繼續跳，你可能發現去不了那兒。在那個時候，人很容易迷失吧。”

　　代價

　　2018 年 5 月的一天下午，戴威站在那個參照 Google 標準裝修的食堂里，發布了名為“Victory Day”的計劃。

　　面對在場的一百多人，他提起電影《至暗時刻》。他把 ofo 比作二戰時戰火飄搖的英國，而他要像丘吉爾一樣，永不放棄，保持獨立，戰斗到為 ofo 賺到 1 元利潤。“如果不愿意戰斗到最后，現在就可以退出！”

　　那個計劃的核心，是全力出售廣告位。為了找到廣告客戶，ofo 實行團隊內部“全員 B2B”計劃，鼓勵所有崗位人員去找廣告合作。不久之后，用戶們發現，在用 App 掃碼開車時，會彈出一個 5 秒鐘的短視頻廣告。ofo B2B 業務負責人邵毅說，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是 ofo 獨有的創新，競爭對手摩拜與哈羅單車都未開始嘗試。

　　問他為什么別家不做，他笑了笑：“我覺得原因還是因為我們求生欲要強一點兒。”

　　邵毅所帶領的商業化小組從最初的 4 個人變成如今 80 人的 B2B 事業部，承擔著為 ofo 造血的重擔，截至 2018 年 6 月，已經為公司創收了 1 個億。但這相對于 ofo 的債務而言，還是杯水車薪。12 月的午后，陽光灑進咖啡廳的玻璃窗，邵毅問我有沒有感覺到氣溫回升了，沒等我回答他就說道，“只要天氣回暖，訂單量，包括廣告業務肯定是會回暖的，這個毋庸置疑。”但 3 個月過去，春天到來時，在北京的街面依然很難找到 ofo 的影子。

　　戴威發表演講時，梁錚當時就坐在距離他兩個座位的地方，當他聽見戴威說出“堅持下去，為欠下的每一分錢負責”時，一股熱血涌上腦門，他感到自己的心跳都加快了。他堅信眼下的難關只是暫時的，ofo 一定會迎來最終的勝利。

　　采訪時，負責北京二環內運營的他興致勃勃地向我回憶起 2017 年國慶——正是單車大戰最膠著的時候，在清車時，他站在一輛三輪板車上“巡視”長安街的情景：為了觀看國慶的升旗儀式，十萬多輛小黃車從北京的四面八方涌向地圖上最核心的位置。“長安街的護欄有多長，共享單車就能碼多長。”

　　關于那一年，這個 36 歲的男人最深刻的記憶之一是，瘋狂買面膜。因為天天在戶外暴曬，黑到自己都接受不了。他瘦了 12 斤，卻感到“渾身是勁”。他住在工體附近，有時從工體先去崇文門，再去天壇，再去雙井，再去通州，從通州回到工體時已是凌晨 4 點多，天已蒙蒙亮。他又開車到天通苑接了最后一批車。

　　梁錚說，這種情況很多人都有。“其實我可以把這責任推卸給別人，到你的區你要接車。但是在那個時間段夜里已經 3 點鐘了，沒有必要把別人再吵起來。我一個人能把你十個人的活干完，那我何必再麻煩你？”

　　一幅黑色背景的丘吉爾畫像掛在 ofo 的辦公室里，上面寫著他的名言：“我沒有別的，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獻給大家。你們問我們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個詞來答復：勝利！”

　　梁錚并不知道，戴威在公司做演講的那一刻，也正是他真正意識到，ofo 已經陷入絕境的時刻。“他真正慌了是在 5 月。”一名接近戴威的人士回憶，預期的國資并沒有到來，戴威遍尋資方，沒有任何收獲。

　　2018 年 8 月，第一陣秋風吹來之前，王拓辭職了。他說，ofo 承諾給他的賠償款還沒有付，但他也不打算要回來了。比起個人損失，他更為戴威的失敗感到惋惜。在他眼中，這是一出將個人意志置于他人代價之上而導致的敗局。“作為一名 CEO，他應該先對員工、投資人負責，再考慮自己和愿景，以及社會責任。”

　　的確，有一些人所付出的代價，并沒有被人們看到。在順義的一處維修倉庫內，一些 ofo 的維修工人仍在堅持。沒有人告訴他們 ofo 到底出了什么問題，但是工作的變化會告訴他們。工資拖欠了，運送損壞單車的廂式貨車公司與 ofo 解約了，工人們不得不每天早上 6 點出發，倒 3 趟地鐵、2 趟公交去市區的臨時維修點修車。維修站的站長賣起了廢品，幾個月前他被告知，廢棄零件、紙箱等廢品不用上報了，賣來的錢可以用來支付倉庫的水電費。

　　一家曾出資為 ofo 拍攝創業紀錄片的投資機構在 2018 年“被整個創投圈群嘲”，并因為 ofo 的虧損影響了當年的募資。去年 11 月，我在一個社交場合見到了它的掌門人，一個在創業者間有著不錯口碑的知名投資人，見到我時他的態度相當有禮貌，但當我向他提出聊一聊 ofo 的請求時，他用簡短的言語拒絕了我，并轉身離開。

　　有采訪對象說，戴威付出最大的代價并非利益方面，而是“他消耗了別人的信任”。2019 年 1 月，ofo 聯合創始人薛鼎和張巳丁離開 ofo。知情人說，ofo 的現任法人陳正江，也因被限制消費影響了婚事，“岳父不同意了。”

　　一位中部省份的市場公關人員將在 ofo 的經歷視為職業生涯的污點。他在新公司遭遇了同事的“有色眼鏡”，“（對方說）你們 ofo 管理那么混亂，你們的工作能力是不是也不行？”采訪那天，他與另一位同事在咖啡館爭論起來：“就像一個國家一樣，這個國家亡國了，你他媽的就是個亡國奴，你知道嗎？”

　　吳昊后來試圖去理解這種代價：離開 ofo 后，他曾代表新東家去北大做校招，聽著校方暖場時介紹了一連串政商界的名流，清一色都是北大校友。吳昊突然覺得，名校出身的年輕人對于未來的構想是與自己截然不同的。“戴威的生活環境和他接觸的圈層，決定了他天然地會相信這個事情，他會相信我可以改變世界，我必須要去做一個改變世界的事。”

　　2019 年 2 月 28 日的傍晚，戴威打開手機，看到同事發來的微信。正在出差的他在酒店大堂站了 10 分鐘。那是 ofo 公號當天推送的漫畫：《你為什么還留在 ofo》。

　　“已淚奔。”“加個音樂估計就哭出聲了。”戴威回復。

　　談起仍然留在 ofo 的人們，于信講起一個故事。去年 12 月底那場線下退押危機里，潮水般的人群從后樓梯涌了上來，試圖闖進公司后門。ofo 的一位女員工走出樓梯間將門合上，將人群擋在了外面。“那個畫面讓我想到了《瑯琊榜》里，將軍一個人守著城門，特別讓我感動。”于信說。

　　他沒有看到的是，在那扇合上的門背后，那個女孩被情緒激動的用戶扇了一記耳光。

　　單車墳場的“哭泣”

　　按照新媒體時代的熱點更替速度，不用太久，人們就會將這場瘋狂的戰爭拋諸腦后。一位資深的投資人對我說，共享單車這樣的案子不過是貨幣超發時期的時代產物而已，“資本有信心時就會催生出強競爭。”更重要的是，勝敗乃兵家常事，虧錢本就是投資的一部分。

　　但吳國勇記錄下了這一切，為那些燒掉的資本留下了遺照。在他拍攝的新聞圖片里，上萬輛共享單車被疊放在一起，像一座座小山，形成了強烈的視覺沖擊。他給這樣的景象起了一個名字：共享單車墳場。

　　影像之外，他還錄下單車墳場的“哭泣”。在廣州天河的一處單車墳場，吳國勇正在拍攝，突然聽見“嘀嘀嘀”的聲響，吳國勇愣了一會兒才發覺這是電子鎖故障的聲音，“如果只是一兩聲，像蟬鳴一樣，也還好，但那是此起彼伏，若隱若現的，像潮水一樣沖擊著你的耳朵。”第一次聽到這種聲音時，吳國勇覺得十分瘆人，這使得“墳場”這樣的比喻更為貼切了：“這些被暴力清繳的共享單車是有生命的，它們在用這種鳴叫訴說著什么。”

　　共享單車的過度投放一度影響了城市路面的規范。在 2017 年 10 月政府頒發禁投令之前，各家企業對政府的規勸大多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永安行前北京城市經理劉松源列舉了在北京各家企業的投放量：小藍，24 萬輛；摩拜，80 萬輛；第一名 ofo，頂得上其余各家的總和，110 萬輛。

　　政府對此的應對是，委托第三方公司將超量投放的共享單車集中清繳至臨時堆放點，然后通知各企業去接受處理，希望由運營商支付一些罰款以覆蓋清車所產生的成本——這是單車墳場最初的雛形。

　　“但很少有企業真的去‘贖車’，”劉松源說，“太貴了，一輛車的罰金比他們的造車成本都貴。”

　　吳國勇嘗試在多個城市尋找單車墳場，起初只是出于一個攝影師的本能，被成千上萬輛單車堆疊的視覺效果刺激，慢慢地，他發現事情遠沒有那么簡單。

　　一次在廈門，看場人員逮住了他并報了警，在留置了幾個小時后，當著警察的面，吳國勇只好刪除照片才脫了身。那位年輕的城管員斥責他：“鼓浪嶼那么美你不去拍，你跑這里拍你有什么企圖！”吳國勇感到奇怪，不明白城管員為何那么緊張，與此同時他也發現，共享單車墳場大多隱身于市區的偏僻之地，并設有專職人員看守。

　　吳國勇想走城管的路子來了解單車墳場的誕生，因為經常為政府城管部門拍宣傳片，他自認為“有些關系”，沒想到被拒絕了——城管“很冷漠地”對他說，“沒人請你拍就不要拍嘍”。

　　在很多單車墳場，吳國勇都看見了綠色、黑色的紗網，罩在成堆的單車上。“剛開始我好奇這些紗網有什么作用，防塵？防雨？顯然都不是。唯一的解釋，就是防看。”

　　“夢醒了”

　　戰爭結束得非常突然——2018 年 4 月，摩拜被美團全資收購。

　　“很遺憾。”消息公布的當天，戴威在員工群里說道，“現在只剩下我們了。”

　　“如果說一開始我們還有參與，后來就不是我們的游戲了。”熊貓資本的方一涵說。摩拜賣身美團的決策是私下進行的，“只有極少數極少數對這個事情有決定權的人才知道”，大多數股東都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告知。

　　熊貓資本的李論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方一涵記得老板的反應，“是空落落的”。那種失落源自一場戰爭突然結束，讓人無所適從。更重要的是，對于像熊貓這樣的中小基金而言，不知道下一個像 ofo 這樣萬眾矚目的案子何時才能再碰上，甚至還會不會碰上？

　　摩拜宣布與美團合并的那一刻，失落的絕不止被孤獨拋下的戴威和優雅謝幕的胡瑋煒，更包括兩家公司里曾參與戰斗的一線員工。梁錚形容那種感情是“從最初的互相瞧不起，到最后的惺惺相惜”。他與摩拜地面運營的關系要好到曾被邀請到對方的婚禮上喝喜酒。酒桌上除了他，全是摩拜的員工，大家嬉笑地互相調侃對方產品的缺點，氛圍“歡快友好”。

　　摩拜合并后，兩人還保持著聯絡，但那次酒桌上的快樂再也不會出現了。前不久梁錚在微信上問候摩拜的運營主管，對方回答：哎，也裁員了。

　　2019 年，ofo 總部辦公室內貼滿橫幅：“血戰到底，逆風翻盤”；“極度渴望成功，愿付非凡代價”……經歷搬家、供應商上門催債、退押用戶圍堵等風波后，戴威給員工的公開信越來越頻繁。那個月，ofo 的員工只拿到一半的薪水。

　　許多員工至今無法從那種失落中走出來。程凌睿離開 ofo 后，回到了她所熟悉的 CBD，重新過上了高跟紅唇的 office lady 生活。但她卻發現自己奇怪地開始懷念起那段穿球鞋、戴眼鏡、不化妝，下了班一幫人去擼串的日子。過了很久，她形容那種感覺為“夢醒了，一切都結束了”。她不愿在朋友圈給緬懷 ofo 的內容點贊，因為每次點完，都會收到一大堆前同事們的點贊提醒。

　　“每個在 ofo 工作過的人，都需要一個心理醫生，”她感嘆道，“畢竟，這可能是我們人生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紀錄片《燃點》導演關琇曾經見證過戴威意氣風發的時刻。那時候，ofo 的 logo 還高高豎立在理想國際大廈樓頂。戴威吃著盒飯，抬頭望了望窗外的北大。“我現在在辦公室能看到校園，這是不忘初心。”

　　如今的理想國際，已不再有 ofo。北大呢？一位北大保衛部的工作人員談起 ofo 的事情，情緒有點兒無奈。他希望 ofo 不要從校園撤出，因為學生們自己已經沒有自行車了。保衛部建了一個聯合管理群，里面有北大校務辦、保衛部和 ofo 運營，最初運營有 36 人，如今，只剩一個了。他給戴威的建議是：“從哪兒來，回哪兒去，不如回北大把學校里的車做好。必要的話，可以把辦公室搬到保衛部二樓。”

　　聽說 ofo 的押金現在退不出來，他有點兒不敢相信，決定親自驗證一下。他當場充了 199 元，在發現真的退不了后，他愣了一下，接著擺擺手說：采訪就進行到這里吧。

　　以全球的地點命名的會議室跟隨著 ofo 從理想國際大廈搬遷到互聯網金融中心，仍然保留著。除了北京、紐約、圣何塞，還有斯瓦爾巴德、烏斯懷亞——世界最南端的小城。這背后蘊藏著 ofo 的愿景：“讓世界沒有陌生的角落。”但這個初夏的街頭，不光是 ofo，街面上其他品牌的共享單車也少了許多。

　　吳國勇在剛剛過去的冬天走訪了王慶坨，中國共享單車供應商的聚集地，一個因生產自行車而聞名的鎮子。因大量共享單車企業的倒閉，拖欠的尾款和囤積的單車令數不清的工廠栽了進去。當地人告訴吳國勇，這里沒有人再愿意談論共享單車了，“一切都已清零”。他造訪了一處正在拆解小藍單車的工廠。在刺耳的電動工具聲里，來自河南的工人們正用播放器大聲播放著流行歌曲《涼涼》。

　　時隔幾個月，吳國勇帶著《焦點訪談》的記者再訪王慶坨時，輿論風向已經變了。當地官員言之鑿鑿要給王慶坨正名：“共享單車在王慶坨的自行車行業里占比很小。”

　　在我寫下這些的時候，吳國勇還在繼續拍攝共享單車墳場的照片。自從他的攝影作品發布后，各地政府下令整治，大部分單車墳場已經消失。他說他常常想起在杭州下城區的一處單車墳場，緊鄰著一棟衰敗的舊居民樓，樓身的墻面已經斑駁，石灰掉了一地，樓頂卻掛著一面 LED 燈牌，上面寫著：“創新中國產業園”。

　　“這么破的一棟樓，竟然有這么響亮嚇人的名字。”吳國勇在那個地方站了很久，他回頭看了眼樓前大片的廢棄單車，覺得這像是某種隱喻，也像是一種昭示。

　　（應采訪對象要求，王拓、李立、程凌睿、何歡、江渝、吳昊、方一涵為化名。）

　　本文刊載于《智族 GQ》2019 年 6 月刊

　　采訪：衛詩婕、戴敏潔、張煒鋮
　　撰文：衛詩婕
　　編輯：何瑫
　　運營編輯：佟通通
　　微信編輯：尹維安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GQ报道 | ofo的终场战事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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