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神經現實（ID：neureality），作者：CHRISTOPHER BERGLAND，翻譯：刀娘，標題圖來自 Unsplash

　　6 月 18 日，我報道了音樂學家扎卡里·瓦爾馬克（Zachary Wallmark）設計指導的一項開創性研究，該研究發現，共情能力強者使用腦部社交認知回路來處理音樂。

　　瓦爾馬克在讀研期間，曾參與馬可·亞科波尼實驗室（Marco Iacoboni Lab）的一項大腦研究協作項目，該項目使用 fMRI 來研究在音樂為介導的共情體驗中，通過鏡像神經元系統產生的運動具身（motor embodiment）有何作用。

　　瓦爾馬克、德布里克（Deblieck）和亞科波尼今年共同署名的最新論文于今年 4 月 6 日刊登在《行為神經科學前沿》（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期刊上。

當擁有強共情能力的人們聽到熟悉的音樂時，大腦的特定區域會被激活。（圖片來源：SMU，UCLA (Wallmark et al.)）

　　這份論文的主要作者是神經科學家馬可·亞科波尼，他著有《天生愛學樣：發現鏡像神經元》（Mirroring People: The Science of Empathy and How We Connect with Others），是塞梅爾神經科學與人類行為研究所的精神病學和生物行為科學教授 。在其實驗室網站上的個人介紹里，亞科波尼直言不諱地寫道：

“說實話，我壓根兒不關心什么大腦。我關心的是人類的靈魂。但我碰巧相信靈魂就在心智之中，而心智則是大腦通過分別與身體、環境相互作用之后具象化的功能性過程，所以我才研究人類大腦。我一直對我們如何將感知和行為統一起來頗感興趣。為什么？因為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這么做，也因為我想不出有哪一種健全生活不需要我們整合感知與行為的能力。”

　　我（克里斯托弗·伯格蘭）有幸和馬可·亞科波尼進行深入交流，以下是訪談回顧。

馬可·亞科波尼（Marco Iacoboni）

　　伯格蘭：馬可，過去二十年里，你一直是鏡像神經元 fMRI 神經影像學研究的先驅。在你的代表性論文《模仿、共情和鏡像神經元》（Imitation, Empathy， and Mirror Neurons）中，你寫道：

“神經科學研究已經揭示了處于單細胞和神經系統層面的鏡像生理機制，這也能支持認知和社會心理學架構。為什么偏偏選中這些神經機制？它們的適應性優勢又是什么？神經鏡像解決了‘他心問題’（problem of other minds）（我們如何進入并理解他人心智），也使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成為可能，從而促進社會行為。”

　　你最近和瓦爾馬克、德布里克的論文，是否能以一些獨特的方式來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鏡像神經元如何以及為何成為一種適應性優勢呢？

　　馬可：在我看來，與扎克里的合作是我們實驗室近期為擴大鏡像研究而做的更大工作里的一部分。你所引用的主要集中于我們最初設定的鏡像框架：在兩人面對面交流的情況下，鏡像使這種互動變得輕松自如又順暢。對了，我們最初的研究就跟最近與扎克里合作的有所關聯。早在 2004 年，我們發表的大腦成像研究就表明，當你聽我講話時，你的言語運動區會被激活，就好像你在內心模仿我的聲音和我所說的話。

　　這里有一個關鍵問題：當你聽別人說話時，這種運動言語激活對你的言語處理能力來說是否必不可少？在隨后的研究中，我們用腦部刺激檢驗了這一假設。你可以通過非侵入性腦部刺激，激發或抑制大腦區域而后觀察行為的變化。這些研究能提供有關大腦和行為之間因果關系的信息。而先前那個關鍵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在言語聆聽期間，以運動言語區為目標，短暫干擾其活動，將會引起短暫的言語感知缺陷。

　　言語鏡像是我們稱為“具身模擬”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即我們在大腦中使用身體表征來模擬他人正在做的事情，并通過這樣做來理解他人行為。而用嘴和聲音，你還可以唱歌，甚至模仿樂器聲音。所以，自然而然會產生一個疑問，我們是否利用大腦內部發聲中心來鏡像模擬我們聽到的聲音？扎克里最近的一項研究支持了這一假設，當被試只是在聽音調時，口腔運動區也會被激活。這告訴了我們鏡像范圍遠遠超出“面對面”的場景，我們可能在各種復雜的感知和決策中使用鏡像以及它與其他大腦活動過程的相互作用。

　　我們現在擴展鏡像研究工作的途徑，就是通過調查更復雜的社會決策形式，并測試鏡像是否與之相關。最近，我們發表的一項結合腦成像與經濟游戲的研究顯示，鏡像可以預測慷慨程度。也就是說，你的鏡像能力越強，你就越慷慨。如果你認為鏡像能讓你感覺自己就是另一個人的話，這就很容易理解。研究還表明，我們可以通過腦部刺激來調節這種慷慨程度，使人們變得更加大方。

　　順帶說一句，在之前一項針對同一片大腦區域進行腦部刺激的研究中，我們還發現，我們能讓人們對不屬于自己社會群體的人少些偏見。我們最近的一項研究成果甚至顯示，鏡像可以預測人們在非常棘手的道德困境中做出何種決策。由此可見，近期這一系列研究都表明，十年前我在論文里提到的鏡像神經元適應性優勢似乎涵蓋了極度復雜的人類行為方式和決策形式。

扎卡里·瓦爾馬克（Zachary Wallmark）

　　伯格蘭：你與瓦爾馬克等人最新合著的論文中有一節叫“音樂與共情”，開頭寫道：

“共情理論長久以來一直充滿藝術特性。現代共情概念之父、德國哲學家西奧多·利普斯（Theodor Lipps），最早就是為了解釋審美體驗而提出了‘Einfühlung’（德語，‘進入感受’），即共情這個概念。當代心理學學說援引鏡像神經元作為可能支持利普斯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內在模仿’理論的基礎。然而，在音樂實證研究中引入共情的心理模型尚處于起步階段。”

　　你的最新研究如何從 21 世紀神經生理學的角度，推進利普斯的共情概念，以及“進入感受”藝術品或音樂的體驗？

　　馬可：在我看來，利普斯所說的“進入感受”一件藝術品和我之前提到的“面對面”情況并沒有太大不同，只不過現在面對面的不再是兩個人，而是人與藝術品。你的共情能力當然會調節你理解所面對之人的能力強弱。然而，共情具有更復雜的形式，可以讓你了解整個群體的處境。想想最近在美國邊境被分離的墨西哥家庭，共情能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的悲傷并理解他們的處境，哪怕我們沒有看見他們，哪怕那是一大群人。我們基本上會從情緒層面轉向概念層面。

　　扎克里和我的這項研究表明，共情會調節我們對音樂的神經生理反應，這讓我意識到利普斯的“進入感受”范圍也應該被擴展。化用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一句優美的表達，這是“一種感受也是一種思考”。我和扎克里的這項研究有一重大發現，即便是我們對藝術和音樂最具智慧的理解與欣賞也是從鏡像獲得的，而我們的大腦最初需要通過這一鏡像來計算推斷，從而“進入感受”我們所感知到的藝術和音樂。

　　伯格蘭：作為一名超耐力運動員，我總是會用一些特定的歌曲來創造一種目標心態，并根據環境或者比賽狀況把自己“撥到”一個理想的情緒效價和情緒喚醒程度。有時，我會故意想要“捕捉”歌手在歌曲中表現出來的氛圍，并將其轉化為最佳的運動表現。其他時候，我會刻意把自己代入歌里的角色，即使這個角色并不是我想刻意模仿或成為的人。

　　舉個例子，當我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末開始長跑時，霍華德·瓊斯（Howard Jones）的歌《無人應受責備》（No One Is to Blame）在電臺 Top 40 中播了又播，并出乎常人意料，成為了我的跑步圣歌，推動我跑得更快、更遠、更艱難。

　　在這首唱著被排斥與自暴自棄，壓抑又看似絕望的歌里，瓊斯唱道：“你可以把腳浸入泳池，但你不能游泳。你可以感受到懲罰，但你不能犯罪。你可以建造一棟豪宅，但你不能住在里面。你是跑得最快的人，但你不許獲勝。只有不安全感不會弄丟。你可以看到山頂，但你無法抵達。這是最后一塊拼圖，但你就是拼不上它。醫生說你已痊愈，但你仍能感覺痛。愿景尚在云端，但你的希望已流失殆盡。”

　　雖然這首歌情緒低落，情緒效價又屬于“悲傷”這一級，但它點燃了我胸中的火，給我動力去追求高難度的運動目標。我對歌中人物情緒迅速低沉發自內心感同身受，常常將自己代入他的境況。這樣的好處是，想象他的絕望和無力戰勝人生境遇給了我一種不論怎樣都要避免成為歌里“那家伙”的信念。

　　《無人應受責備》中的主人公成為了我強大的“反英雄”榜樣。在整個 80 年代中后期，為了避免變成歌曲中的主角，我每一天都加倍賣力地跑步、騎車或者游泳。通過不模仿他，做與之相反的事，我變得更加勇敢，開始在比賽中取得勝利，推動自己達到了在旁人或我自己看來完全無法實現的各種運動“巔峰”。

　　克里斯托·弗伯格蘭（本文作者）將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受美國 30 年代沙塵暴時期及《憤怒的葡萄》影響而創作的歌曲《應許之地》視為跑步圣歌，通過鏡像化歌中主角的想法和感受，鼓舞自己在 7 月連續跑上 135 英里穿越死亡谷。

　　還有個例子，在我為“惡水超馬”訓練，準備 7 月份跑上 135 英里穿越死亡谷時，我的助跑圣歌是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應許之地》（The Promised Land），下面這段歌詞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鳴，似乎在我的大腦中觸發了某種神經生理反應：“先生，我不是男孩，我是一個男人。而且我相信應許之地。我用盡全力去過正確的生活，每天早晨起床，日日工作。有時我感到脆弱，只想原地爆炸……想拿把刀，把痛苦從心上切除。啊，沙漠上升起一團烏云。我收好了行李，準備直接沖進黑風暴。成為摧毀一切的龍卷風，所到之處片甲不留。”

　　在參加這場被有些人稱為“世界上最艱難的步行競賽”之前，我會想象自己在比賽期間可能會有因熱衰竭而陷入崩潰的時候，然后提前做好應對這種逆境的準備，我會將困難浪漫化，用一種“放馬過來吧”的態度，想象自己處在《應許之地》主角的位置上。通過將自己置身于由這首歌想象出的各種情景中，我變得更有勇氣去面對不可避免的身體折磨，帶著一種積極、樂觀的冒險精神在 120 華氏度（48.9 攝氏度）的高溫下連續不斷地跑完相當于 5 場馬拉松的超級馬拉松，通過了死亡谷。

　　不過話說回來，當我在聽這些能激勵自己的私人圣歌或者其他熟悉的歌曲時，我很難區分自己的鏡像神經元到底在模仿“誰”或模仿“什么”，又在與哪個對象產生共情。

　　從你最近得到的 fMRI 神經影像中，是否能看出在聽音樂時，某些特定的大腦區域或神經關聯在不同類型的“具身認知”中被激活？

　　馬可：我認為現在我們實際上正由先前討論的內容進入一種反向計算。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的原話是“一種思想也是一種感受”。他當時談論的是網球練習！通過一遍遍重復相同的擊球或擊球動作模式，你能通過“感受”發展出一種能力，去做以慣常意識思維無法實現的事。通過鏡像化那些歌曲，你將自己投射到一種能讓你真切感受歌里那種情境的精神狀態。感受它（哪怕是想象出來的）能使它變得不那么可怕，更容易達到，讓你意識到你可以熬過這一切，最終挺過難關。

　　我們近期的鏡像研究工作針對更為復雜的場景（正如我先前所描述的），研究重點正是努力弄清在這些場景中感覺和思考之間的相互作用。最終目標是讓理性和情感的差別完全消失。也要搞清楚感官輸入和最終產生感知的內部處理之間相互作用的流動架構。

　　似乎當我想得越多，想法最近反而改變了不少。我曾把鏡像視為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而把經典認知（傳統上稱為執行功能）視為自上而下的。我們在最近幾篇論文中也使用了經典認知這個術語。現在我們手頭的數據（尚未發表）和一個理論草圖都表明，鏡像已然也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現象，它不只是在反映我們所感知到的，更是在做預計，預測我們將感知的。我還在想，當我們最后徹徹底底理解了鏡像時，我應該寫一本關于它的書，書名就叫《一種思想也是一種感受》！

　　回到神經關聯的問題，我們現在知道多個腦區包含鏡像細胞。令人驚訝的是，這里面甚至包括內側顳葉結構，我們知道這一結構對記憶和高水平感知都很重要。這個發現來自于我們幾年前發表的關于人類單細胞記錄的論文。這意味著記憶機制也存在于鏡像過程。

　　當我看到你端著一杯咖啡時，我內側顳葉的鏡像機制檢索到我自己端著一杯咖啡的記憶。從穆克梅爾（Mukamel）的同一篇論文里我們還能知道另一個對運動序列很重要的運動區域 SMA 中，也包含鏡像細胞。記憶和復雜序列如果都可以被鏡像化或被檢索，你就會意識到鏡像功能的可能性是多么巨大。我們實驗室的長期計劃是找出這些潛在功能并對其進行干預，這樣一來，我們就能對那些健康和疾病中的強大進程進行調節了。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同理心、音乐和镜像神经元的交织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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