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趙傳質疑《繁花》引討論：金曲版權原來這么復雜？

“最近紅火的劇《繁花》，劇中使用《我是一只小小鳥》，先前都沒人來洽談錄音使用權，我是擁有錄音權的人，但沒人跟我聯系呢。”

1月29日，歌手趙傳在網絡平臺發聲，一石激起千層浪：讓《偷心》等多首金曲煥新的電視劇《繁花》，緣何會陷入版權手續不完善的爭議？

1月30日，王家衛的澤東影業對媒體回應稱，已第一時間聯系了趙傳和版權所屬團隊，并作了相應的解釋和溝通，將向對方進一步展示合作記錄，“解除相關誤會”。

此后，多方針對歌曲版權的授權及使用進行科普，新聞晨報·周到記者也采訪了來自音樂和法律界人士，解讀經典老歌版權背后的故事。

“錄音權”到底是什么權？

“拿授權不是找唱片公司就行了嗎？”

趙傳在社交平臺發聲之后，很多網友的第一反應是：這些年音樂版權保護意識逐漸成熟，《繁花》這樣體量的劇組，“犯錯”似乎“不太應該”，趙傳所說的“錄音權”到底是什么權？

資深媒體人、樂評人盧世偉在接受新聞晨報·周到記者采訪時介紹，目前歌曲的版權歸屬分類很細致，詞、曲、演唱、改編有著不同的版權合約，特定演唱者錄制的聲音版本也有著相關權利歸屬，“不了解的人可能認為一首歌的版權就在某一個地方，但往往不是這樣”。

用大白話來理解，趙傳想要爭取的，是《繁花》劇中所使用的、他本人演唱的《我是一只小小鳥》的錄音版本的相關權利。

對此，上海市律師協會知識產權委員會委員、中倫文德律師事務所上海辦公室高級合伙人鄧瑜律師表示，在現有的著作權法體系下，不同的權利主體享有不同類型的權利。單純使用音樂作品的詞與曲，需要向詞、曲作者或擁有相關版權的機構或企業獲得授權；進行改編翻唱，則需要在詞曲授權之外，進一步獲得表演權、改編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著作權利；如果是直接使用特定歌手的演唱版本，還需要得到歌手及該版本的錄音制品制作者的授權。

“至于趙傳說的‘錄音權’，可能是著作鄰接權中的‘錄音錄像制作者權’，如果他最初是通過個人工作室將表演聲音進行錄制的人，很可能確實擁有這項權利。”鄧瑜律師透露，目前音樂作品的錄音錄像制作者權大多都歸屬于唱片公司而非個人，但趙傳作為表演者，也有許可他人復制、發行、出租錄有其表演的錄音錄像制品的權利。

他同時提醒，2021年新修訂的《著作權法》在第四十五條規定了錄音制品廣播和表演獲酬權，所以目前線下商家在《繁花》走紅后使用《偷心》《我是一只小小鳥》等1990年代金曲，實際上是需要向錄音制作者支付報酬的，“電臺、電視臺、網絡平臺直播使用音樂錄音制品，商場、餐飲、住宿、酒吧、健身、培訓等營業場所播放背景音樂，都需要向錄音制作者支付報酬”。

一首有故事的“小小鳥”

讓問題變得更復雜的，還在于《我是一只小小鳥》本身就是一首“有故事”的歌：1987年，趙傳加入滾石唱片，第二年以首張專輯《我很丑，可是我很溫柔》一炮而紅。1989年，趙傳成立了個人工作室“音樂殿堂”，并在1990年8月發行了《我是一只小小鳥》，由李宗盛作詞作曲的同名歌曲再次風靡一時。

從這個角度上說，雖然《我是一只小小鳥》詞曲版權歸屬李宗盛毋庸置疑，但趙傳所演唱的錄音版本的權屬則不那么容易判斷：一來，當年滾石唱片有沒有將包括“音樂殿堂”等旗下廠牌的錄音版權全部收入囊中，還是釋放了一定的空間？二來，趙傳曾在2000年代就《我是一只小小鳥》等作品的短信與彩鈴版權分歧與滾石唱片對簿公堂并最終和解，這是否能說明，趙傳手上確有對其演唱的錄音版本的相關權利？

“因為趙傳發聲了，大家才知道他的錄音版權是通過自己的代理公司操作，《繁花》劇組有沒有把這個程序落到實處？現在兩方各有各的說法，情況還不明朗。”盧世偉分析，在2000年以前，業界對音樂版權概念相對模糊，很多歌曲的版權歸屬都存在疏漏，“趙傳從《我是一只小小鳥》這張專輯開始，是用自己的工作室和滾石合作，當時合約對版權利益分配的情況可能存在考慮不周全的地方，間接導致了后來的紛爭，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記者在電視劇《繁花》片尾字幕中找到了兩處有關《我是一只小小鳥》的說明，其一僅標注了詞曲、編曲作者和演奏者；另一段則在標明詞曲及編曲作者后還加上了“演唱 趙傳”。具體到劇集中，第24集37分45秒左右，趙傳原唱的《我是一只小小鳥》先行響起，陳龍在高潮部分配合表演加入演唱，劇集對趙傳原唱版的使用時長約為1分30秒。

這或許可以說明，《繁花》劇組很清楚應該如何區分、使用《我是一只小小鳥》的不同授權——詞曲及改編方面的授權，決定了陳龍可以在表演中加入演唱；使用趙傳原聲演唱版本，則另外需要獲得表演和復制方面的授權。

對此，歌手黃安也曾在社交平臺用他作詞曲的《新鴛鴦蝴蝶夢》舉例，“黃安的《新鴛鴦蝴蝶夢》，錄音著作權屬于上華唱片，詞曲版權屬于黃安。《繁花》使用我的歌，找鄭愷演唱，那么王家衛只要向我的版權代理公司取得詞曲使用權就行了，沒有上華什么事”，“我問了版權公司，《繁花》制作方確實給付了費用，所以沒毛病”。

另一位影視行業的制作人也向記者表示，《繁花》出品方稱事件為“誤會”，很可能是多方都擁有相關權利及轉售權利，那么劇組只尋求其中一方的授權，是常規做法，“劇組和唱片公司對接，唱片公司再和歌手對接，流程上沒太大問題”。

音樂與影視“相愛需規范”

或許有人會說，一首歌的歌曲版權如此龐雜，未來想在影視劇中聽到經典老歌，會不會越來越難？

盧世偉分析認為，這涉及到程序和成本兩方面的問題。比如，有些作品的版權歸屬復雜，影視劇組可能會選擇“先上車后買票”的做法，“要播出了，找不到人怎么辦？有可能先署名，署名之后等著人家找過來，這種情況在業內是存在的，但它有一定法律風險。”至于向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付費以使用音樂的方法，是一種簡便程序，但并非萬能，“很多作者并沒有和音著協的簽約，不是音著協的會員，音著協又怎么能代理他們呢？”

從成本角度考慮，使用原聲意味著巨大的成本，“我舉過《風吹半夏》的例子，它用了很多華語經典老歌，但基本上是買了詞曲版權，再找其他歌手演唱，這樣成本就會節約很多”。

記者注意到，在《繁花》之前，在音樂版權處理方面較為規范的還有辛爽導演的《漫長的季節》，該劇在最后一集使用了姜育恒原唱的《再回首》，片尾字幕明確標注了詞曲作者、演唱者以及詞曲、錄音的原始版權公司及代理機構。

相映成趣的是，《繁花》中出現的《再回首》《一生何求》沒有使用原唱，而是由香港歌手曾比特全新演繹。對此，環球音樂在宣傳時透露這是導演王家衛精挑細選后的結果，希望用新世代的聲音重新演繹經典。

盧世偉表示，《繁花》引發的金曲熱潮和版權討論，能給業內帶來不少啟發。“首先要敲一個警鐘，你使用作品之前，法律問題一定要厘清，不然會帶來一系列的麻煩。輿論可能由這樣的瑕疵上升到對作品的否定，這是很不良的后果。”

但從長遠看，《繁花》留下的還有積極的示范作用，“華語樂壇有很多經典作品，當大家以為它們已經被埋在故紙堆，實際上它們還能再度釋放出新能量，關鍵是能不能遇到懂音樂的導演再度挖掘。”他認為，不同于部分作品對金曲的堆砌，《繁花》在老歌的使用方面相當精準，歌曲和劇作起到了相輔相成的作用，“很多人是因為這些音樂加深了對作品的喜愛和了解，我覺得這是《繁花》留給我們的示范和啟迪。”

責任編輯：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赵传质疑《繁花》引讨论：金曲版权原来这么复杂？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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