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當越來越多中國家庭涌入，外籍學校也開始“卷”了起來？

看點 近年來，外籍學校，這片不受中高考影響的“文化飛地”，正在涌入越來越多孩子持有境外護照的中國家庭。即便如此，中國市場依然在緊縮。招生困難、外教流失、多元化減弱，成為擺在外籍學校面前的幾座大山。當外籍學校也開始有了“卷”的氛圍，它的未來又將何去何從？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谷雨實驗室-騰訊新聞”（ID：guyulab)

文｜遲拉佻 編｜張瑞 排版｜ Jennfier

與國內學校相比，外籍學校就像一個精致的文化“飛地”，一個小型地球村——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外貌不同，語言各異的學生，在這里不用憂心中考和高考，而是接受國際化的教育。

外籍學校，全稱外籍人員子女學校，誕生于上世紀全球化的黃金時期，最初被用于接收在華工作外籍人士的子女。

簡單講，這是為在華外國人量身打造的教育體系。它的蓬勃興起，是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長期生活、工作在中國，正是與中國三十多年來的對外開放相伴相生。

但近年來，一個明顯的變化是，越來越多的中國家庭涌入了外籍學校。

一方面，是敏銳的中國家長們發現了這里的好處和便利：讓自己的孩子無縫銜接以英美為主流的西方社會。他們想盡辦法為自己或者孩子謀得一個外籍身份；

另一方面，則是西方家庭主動離開。在一所上海的外籍學校，一位班主任說，二十來個學生的班級，只剩下五個純外籍的學生：三個韓國人，一個巴西人，還有一個是中外混血小朋友。

招生困難，多元化減弱，外籍學校正承受時代風浪的沖擊。而在學校內部，隨著中國背景的家庭越來越多，原本寬松的氛圍也卷了起來。

開放日

“我們的在校生來自50個國家和地區，組成了一個非常國際化的社區。當您的小朋友入學，他會和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的老師以及同伴進行互動和學習。”

11月中旬，我參加了一所外籍學校的開放日，這是上海最早創建的外籍學校之一，位于古北，一個著名的上海外國人聚集區。一位穿著黑色西裝外套，腳踩高跟鞋的招生老師，站在講臺上，微笑著向臺下的家長們做著宣講。

外籍學校，全稱外籍人員子女學校。既然是外國人，自然沒有體驗中考、高考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必要。就拿這所外籍學校而言，學生可以2歲入學，18歲畢業，學校的宣傳冊中，一張五六個不同膚色和發色的學生照片被印制在內頁，標題是“Global Education”（全球教育）。

招生老師帶領大家一起參觀。萬圣節剛剛過去，教學樓走廊上的南瓜裝飾還未撤下，雪花剪紙已經備好，要掛起來迎接感恩節和圣誕節。圖書館里收藏了中英日韓等多種語言的書籍。

在地下體育館里，有一面攀巖墻，四季恒溫的泳池里十幾個小學生正在學習劃水。整體而言，與還在探討“課間十分鐘”該不該消失的公立學校相比，這里就像一個精致的平行時空。

外籍學校是三十多年來對外開放的產物。

1989年，上海第一所外籍學校上海美國學校正式注冊。下一年，浦東開發，掀起外資進入上海的第一輪高潮。

接下來20年，上海的外籍學校在校生規模增長了48倍。

如今，上海是中國擁有外籍學校最多的城市，約30余所，原因也簡單，到2019年，上海已經連續8年蟬聯“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國城市”。

但當我在這里看到眾多亞洲面孔的學生時，也并不太驚訝。學校內的一處戶外場地，十幾個二三年級的小學生們歡鬧叫嚷著。他們大多是亞洲面孔。在走廊里，三五成群的學生路過我們的參觀隊伍，隱約能聽見他們互相說的也是普通話。

和我一同參觀的另外8組家庭，同樣如此，并沒有黃頭發藍眼睛，他們都是中國面孔，都說普通話。

招生老師熱情地說，中學部新開了滑雪課程，“這也是一條賽道。特別是谷愛凌之后。”——這明顯也是中國父母們才會懂得的邏輯。

外籍學校招生有身份要求，一般來說，需要父母至少有一方為外籍，或者孩子本身持有境外護照。這天和我一起參加開放日的中國父母們也都各有神通，他們有的持加拿大、美國護照，有的則有中國香港身份。

沒人能準確說出中國父母是在哪一年開始對外籍學校產生向往的。早在2000年，上海教科院一位研究員就在報告里寫道：“這些學校（指上海美國人學校和日本人學校）的辦學與招生傾向于開放，中國人也樂于把子女送到國際學校就讀。”

這些年，除了回流國內的外籍華人，也有內地父母特意到美國或中國香港生下“美寶”、“港寶”；在社交媒體上，可以很容易地搜索出移民中介，他們幫中國人“規劃身份”，號稱花幾萬塊就可以購買一本非洲小國的護照。有了身份，就有了進入外籍學校必須的通行證。

但過去幾年，外籍學校里中國背景學生的比例陡然增加，除了中國家長摸索出門路外，也有新的原因。

參觀的終點，招生老師主動和我們提起學校里有著高比例的亞洲面孔學生這件事。她降低了聲調，略帶遺憾，“很多純西方的家庭都離開了上海。”

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如果你長期在上海生活，能夠非常直觀地覺察到這種顯而易見的變化——在這座大都市，偶遇外國人曾經如此容易，他們騎共享單車，出現在臨街的咖啡廳，走進陸家嘴或徐匯的一座座寫字樓。但到了2022年下半年，這一切變得沒有那么容易。

一個公認的結果是，他們的出走帶走了那些符合入讀身份的學生，壓縮了外籍學校原本就不大的教育市場。

我想起從一位老師那聽來的一個例子：一位學生家長是來華多年的北歐高管，去年6月上海的出行限制一解除，他便帶著家人去了新加坡。

事實上，不僅僅外籍學生在流失，中國學生的市場也縮緊了。招生老師攤手，語氣坦誠地告訴父母們，“本來計劃海外生子的家庭三年出不去。這是個現狀，也是所有上海外籍學校要面臨的一個問題。”

“出生率也低。”旁邊一位戴著銀邊眼鏡、外表斯文的父親插話，“看全國的數據，過去的三年出生率越來越低。”2017年，全國新出生嬰兒1723萬人，2018年為1523萬人，連續數年下滑后，到2022年，出生人口已經跌至956萬人。

“疫情之前開了多少個班？”開放日結束前，我問招生老師。

她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以前入學要到門口排隊拿號的。誰能想到現在招生這樣（困難）。”

樂園

一位外籍學校小學生的一天通常是這樣的：早上8點上學，下午3點放學，然后可以選修藝術或體育課程，比如小提琴或游泳。

即使是上海的冬天，學生們依然穿著短袖短褲踢球、跑步，成績可以不好，但運動不能缺少。

小學畢業的時候，他們組隊用英文討論中世紀歐洲大瘟疫黑死病的傳播；在某些節日，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家庭一起烹飪美食，自制出一次熱鬧多元的集市。

不要成為做題家，不要高考，在學校宣揚的格言里，教育的核心是品格培養，每個孩子是獨一無二的，要理解他者、走向時代。

申請外籍學校的流程和申請歐美大學的過程相似，填寫申請表，付約3000元報名費，接受半小時或一小時的面試，收到offer或拒信。

面試學生，就是面試家長。2021年，吳倩的兒子拿到了上海兩所外籍學校一年級的入學資格。她沒有特意準備，對自己的家庭足夠自信，她的先生有海外教育背景，曾在哈佛讀MBA，后來加入加拿大籍，兒子在上海出生，自動入加籍。

剛生下兒子時，吳倩和先生就想好了，要讓他走國際教育的路線，未來到美國或加拿大上大學。他們不認可國內教育應試的邏輯，不想讓孩子卷入競爭。

吳倩說起自己。小學時，她的成績穩居班級前三名，上了重點中學后，成績“沒那么好了”。突然從好學生的隊列里掉下來，壓力和挫敗擊中了她，她有些“破罐破摔”，和一群“不愛讀書”的伙伴玩到一起，四處逛，不寫作業。高考時，吳倩沒有考上本科，讀了一所大專院校。

現在，她不在乎這些過去的經歷了，至少想到青春生活時，記憶里不只是學習。到了操心兒子教育問題上，她也盡力撥開那些層層被選拔的障礙，希望兒子學得輕松自在。每天兒子放學，吳倩第一件事就是和他確認，“今天在學校開心嗎？”

吳倩是滿意外籍學校的教學的。學校用游戲的方式教學，“比如教中文，也是設計四五個游戲去識字。”受益于外籍學校更自由的教育，兒子了解的知識范圍比同齡小孩更廣。看到新聞中火箭發射，兒子會和她解釋，什么是助推器；兒子還牢牢記得行星是怎樣移動的。

然而，隨著近幾年學校里中國背景家庭的比例越來越多，吳倩感覺外籍學校的味道有些變了。

在外籍學校的圈子里，只有孩子是外籍身份而家長為中國籍的家庭被稱為“雙非”，所謂“美寶”的家庭大多屬于此類。她覺得，“雙非”家庭多起來后——那是一群愛背愛馬仕的家長，“卷”的勢頭也隨之而來。

吳倩兒子所在年級，純外籍的小孩大約只剩下十分之一，不少中國家長會安排小孩上補習班，提前學習課程內容。吳倩驚訝地看到有家長在朋友圈分享，一個剛剛升幼兒園大班的女孩已經在學三元一次方程了。

她無意追求高分和名校，更無意“爬藤”——這是國際教育圈對于懷有常春藤名校夢的戲稱。但在身邊人都卷起來的壓力下，吳倩也不得已給孩子請了外教單獨補課，一周兩節，輔助孩子精讀英文文章。

她本想讓孩子大學再出國留學，現在不考慮了，“初中就去。”

這種想法背后，也有對于不確定性的擔心。她的先生在一家德國企業工作，但這幾年公司“生意不好”。在吳倩身邊，有四個在外企工作的外籍家庭都在這一兩年內陸續離開了。

危機未盡

在時代的風雨中，教育正成為樹梢飄搖的一片葉。

12月初，北京BISS國際學校倒閉的傳聞迅速在社交媒體上傳開。這所成立已近30年的外籍學校，由新加坡前國會議員創辦，是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批準的首批在京外籍學校。

但早在2018年，北京BISS國際學校就陷入資金困局，拖欠員工工資，一度停學。生源是根本。時任校長埃普林曾解釋，外派到北京的外籍人士近年少了，是導致學校周轉不靈的原因之一。

全校學生人數從2014年的315人，逐年遞減至2018年的110人，而他估計，學校的正常運轉需要至少170名學生。

這樣的情況并非孤例，Maggie是上海一所外籍學校4年級的班主任老師，美國人。Maggie說，所在的外籍學校也已經有些名不副實，“一個班級里可能只有一個真正的外國學生。”

不僅真正的外國學生在減少，整體學生數量也減少了約四分之一。在學校職工會議上，老師們討論了一份調研的結果——學校統計離開外籍學校的學生都去了哪里，一種趨勢是，中國家長們開始讓孩子轉學到雙語學校。

這類學校也沿用歐美的教育體系，但更緊抓學業，追求成績，學費也更便宜。她猜測，為了吸引亞洲家庭，未來外籍學校也許會學得更難、更深，更關注數學的教學。

“這好，也不好。好的是學校可以在有更多亞洲學生的軌道上生存下去，不好的是，這樣更不國際化，對外籍老師的吸引力也會降低。”Maggie說。

2017年，Maggie在朋友的推薦下從美國來到上海。多年過去，她已經在上海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和社交圈。她和丈夫在中國相識，4歲的兒子也在上海出生。在微信上，她有各種群聊，美國教師群、美國女性群、非裔教師群。

過去一年，Maggie陸續送別了十多個朋友和同事。她告訴我，人們出于相似的原因離開。“他們大多是單身，在封鎖期間獨居。”Maggie頓了頓又說，“如果我沒有家人陪伴，也許也會離開。”——疫情封控最嚴重的時候，她有一兩個月沒有收到薪資。

2022年秋季新學期開始時，Maggie的教職團隊里有45個新員工，而學校總共也只有200多名教師。許多外教在暑假期間離開了。

外籍老師們大部分都有在多國從事教育的經驗，他們喜歡體驗不同的文化和生活，往往在某個地方待上三四年，再前往下一個國家。外籍老師的流動性原本就比體制內教師高，疫情又成為遷徙的導火索。

結果是，“很多在海外的外教明確說不考慮內地的城市，可能只考慮香港。”一位外籍學校的中文老師David說。

許多歐美國家的老師離開后，學校招了一批東南亞小國的老師。有“看臉”的中國家長存有顧慮，David只能回答，“老師都是很有經驗的老師，大家的資質都是一樣的。”他不知道家長對于這個回答是否滿意。

元氣何時能夠恢復，還未可知。2023年秋天，Maggie所在學校又傳出了裁員的消息，約十多位課程老師被要求離職或休假。

許多外籍學校存在經營上的困難已是公開的秘密，由于生源的流失，財政岌岌可危。招不到學生，學校不得不緊縮班級和師資規模。David透露，有學校頭一年還有800多位學生，到了2023年秋季只剩下了500人不到。

新學期開始，Daivd班級里的二十多個學生中，只有五個純外籍的學生：三個韓國人，一個巴西人，還有一個是中外混血小朋友。

隨著中國家庭的增加，家長們對于中文教學的要求也普遍提高了。家長們會向他提要求，拿公立學校的標準做對比，比如更明確地指出，希望孩子掌握多少個漢字。

信心

郭睿是一家國際教育集團的招生與市場負責人。以他的說法，疫情讓外籍學校失去了最明顯的優勢——一種國際化的校園氛圍。

他說，“學校提供給學生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學術嗎？那培訓機構會做得更好。家長會反思，如果失去了國際學校的氛圍以后，那國際教育剩下的到底是什么？還有什么理由留下來。”

在和郭睿的聊天中，我意識到，如果把教育看作一種投資，這也是關于信心的決策。

“經濟環境好，家長是對未來充滿期待的，更加愿意在教育上面投資。因為他自己有很多可能性，賺錢的方式有很多，我的未來是充滿可能的，我的孩子也應該是這樣。但是現在不一樣，現在經過這幾年以后，家長要求生存。”

在西方家庭紛紛離開后，亞洲面孔的比例陡然增加。對部分中國家長來說，這份教育投資變得有些不劃算。

他們付出一年二三十萬的學費，原本希望孩子進入一個多元的環境，和各國學生交往相識，未來能夠英語流利，和國際接軌。一位家長對我說，“你既然讀了國際學校，就是要跟外國小孩交流。”

但如今，這種所謂“國際氛圍”可能只存于想象。有媽媽直接向我描述了現實中外籍學校學生社交圈子的分化，“母語是中文的小朋友一起玩。外國的小孩一起玩，最多就是帶上混血。”

郭睿覺得這也能解釋家長的動機，“為什么現在家長退回到了雙語學校，退回到以成績為導向的學校。因為他們投資要一個結果，不僅僅只是一種氛圍和感覺。”

但有時候，退回也不那么容易。

2022年，在兒子入讀外籍學校五年后，廣州媽媽陳玥決定讓兒子轉學到一所公立小學的六年級。

她在外籍學校見識過那些“隱性的成本”。雖然學業壓力小，作業少，但外籍學校的學生們要習得各種各樣的課后技能。這些運動、樂器、科技的課程，每一項都是不小的開銷。陳玥計算過，兒子從大約3年前開始學習網球，一天訓練一小時，一年下來要花費17萬左右。

錢并不是首要的問題。她擔憂的是無法應對這種更多元的競爭。“不像在國內，要考985、211，你知道要往哪方面努力，往哪方面補。”

回到公立體系，陳玥和兒子需要適應一種和外籍學校截然不同的環境。兒子去了兩天學校，放學后便告訴陳玥，還是喜歡國際學校。在公立學校的課堂里，老師會把一個知識點重復好幾遍，上課讓他感到有點浪費時間。

陳玥清楚，這是“應試”的結果，教育的目的不同，方式便不同。在家長群里，那些教育焦慮實實在在地涌到陳玥的眼前。

老師囑咐，家長要幫助孩子學習，要輔導作業、打卡，又在群里點名某某學生的作業未完成，某某上課不認真，某某考試又沒考好；開學前軍訓時，家長們則在群里說，“教官要讓他們多練一下，讓他們知道什么是艱苦。”陳玥想不通，“為什么要這么說呢？”在家長群待了不過一周，她生氣地退了群。

她和兒子成了學校里的例外。陳玥不滿意晚自習要上到晚上9點過，總是六七點就接走兒子，帶兒子看電影，或者學別的興趣班。一開始，學校老師不同意，為了達成一致，她對成績做出了承諾，“絕對不拖班級平均分。”

我們通話這天，輪到陳玥兒子做校內演講。班級里其他孩子都有父母幫忙改稿、做ppt，讓一份ppt“完美無瑕”。她看不慣這種做法，告訴兒子，自己做，自己講，稿子也不必讓大人改。

陳玥看著兒子在電腦上一個詞一個詞敲出一份中英雙語的講稿，700多字，選好配圖，做出一份白底黑字簡簡單單的ppt，在全校學生前脫稿演講。她覺得，呈現真實的自己就好了。

最近，她開始考慮讓孩子去美國讀書，“只要他自己哪天說想去國外，我就會帶他走。”

不過，也有家長對留在外籍學校抱有信心。最近，上海家長劉裕看到單方面免簽的新聞，覺得未來還算樂觀。

11月24日，外交部宣布中方決定試行擴大單方面免簽國家范圍，對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馬來西亞6個國家持普通護照人員試行單方面免簽政策，進入12月，又新增了文萊和新加坡。

他覺得， 這是一個“打開”的信號。

劉裕和妻子是雙職工家庭，2018年，他們前往美國生下女兒。女兒一歲多時，他們開始考慮上學的問題。他和妻子規劃了兩條路，一是在上海買學區房，另一條路是讀外籍學校。

最終的推動來自對于未來的樂觀預期。劉裕在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產品線涉及疫苗的生產。他預見到疫情中的公司紅利。過去三年，劉裕所在公司每年增速達到20%，是疫情前的四五倍。即便今年增速慢了下來，仍然高于疫情前。

2020年，他花了半年時間訪校、研究了五六所學校，最終為女兒選定了一所歷史悠久的外籍學校。

劉裕是觀察細致的父親。2021年暑假，女兒的一位外籍老師因為疫情離開中國，她是女兒上學后遇到的第一位老師，她離開后，女兒還時常提起老師的名字。

但劉裕相信，外籍老師和學生都會再回來的，我們的世界會再次流動。“現在要重拾信心，（他們）有各種理由回到我們這里。”他肯定地說。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受訪者均為化名；感謝David對采訪提供的幫助。圖片來自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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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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