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商鞅在變法過程中與當時尚未繼位的惠文王及其黨羽產生了矛盾。為了讓新法更具威嚴，商鞅主張“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觀念，于是堅決處罰觸犯法律的太子，也就是日后的惠文王。因為不能直接對太子用刑，商鞅便將他的老師公子虔施以了劓刑，以示懲戒。

在中國歷史上商鞅和秦孝公的君臣際遇可謂千百年難得一遇——為了共同的變法強秦的夢想他們相伴始終。正是商鞅變法使秦國由一個諸侯卑之的貧弱之國奇跡般實現了大國崛起，從而奠定了秦國日后一統天下的基礎。商鞅變法所確立的郡縣制度、中央集權成為了此后兩千余年中國歷史的主流。

盡管中國歷史上也和西方國家一樣出現過分裂動蕩的時期，但不能否認的是統一始終是中華文明的歷史發展主流趨勢。所謂萬世皆行秦政治就是說秦奠定了此后兩千余年中國歷代王朝中央集權皇權專制政體。

這種政體在秦國的誕生正是肇始于商鞅變法。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推行變法。商鞅變法作為戰國七雄中持續時間最長、程度最深徹的變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秦孝公的支持。

秦孝公為支持變法不惜與秦國的保守世家貴族為敵，甚至當自己的太子和兄長觸犯新法時也能從秦國長遠的根本利益出發斷然處置。

中國歷史上許多著名的變法改革大多因君王虎頭蛇尾半心半意而中途夭折。能做到像秦孝公這樣隊變法始終不渝全力支持的君王在中國歷史上可謂鳳毛麟角。

正是秦孝公的鼎力支持為商鞅變法的徹底提供了政治上、時間上的保障。公元前350年秦孝公遷都咸陽并將這里作為日后秦國東出的基地。

正是在這里秦孝公命商鞅進行第二次變法，從而使秦國的軍力、生產力和政治凝聚力得到進一步增強。在經過商鞅兩次變法之后秦國的實力日漸強大：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統一度量衡、建立縣制等一系列變法措施，使秦國打破了貴族與庶民之間的階級壁壘，確立了按軍功授爵的制度，中央集權得到強化，糧食產量也大為提升。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大良造率兵長驅直入包圍魏國并占領魏國舊都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北）。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圍并占領了固陽。

秦孝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1年）魏國在馬陵之戰遭受齊國重創：主將龐涓自殺、太子申被俘。同年秦國趁機聯合齊、趙兩國攻打魏國：九月秦孝公派商鞅進攻魏國的河東，魏國方面派公子卬迎戰。

商鞅設計俘虜了公子卬，迫使魏惠王割讓河西部分土地。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秦國再次攻魏。

這次秦軍在岸門（今山西省河津市南）擊敗魏軍。同年秦國又聯合大荔戎包圍了魏國的郃陽（今陜西省合陽縣東南）。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在戰國七雄中并非一個強國：戰國初期魏、齊等東方列國相繼通過變法增強了實力，相比之下地處西陲的秦國仍受到過時的舊制度束縛支配。那時秦國在與魏國的戰爭中被魏國名將吳起奪取了河西之地，從此秦國就被遏制封鎖在隴西山區，也因此幾乎斷絕了與中原地區各諸侯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聯系。

那時國力弱小、文化落后的秦國被中原列國視為野蠻的戎狄。秦孝公因此感嘆：“諸侯卑秦，丑莫大焉”。商鞅變法昔日被東方列國鄙視的秦國逐漸成為令天下畏懼的虎狼之國。

這樣看來商鞅就是使秦國邁向強大的功臣，然而變法功臣商鞅最終卻落得一個車裂的下場。所謂車裂就是把人的頭和四肢分別綁在五匹馬，或五頭牛身上將其撕裂成五塊，所以車裂這種刑罰在民間俗稱為五牛分尸或五馬分尸。商鞅被殺之后他的家人也全部被株連處死。

《戰國策》對商鞅之死記載道：“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商鞅變法的確增強了秦國的實力不假，可究竟是誰從商鞅變法中獲得了好處呢？

首先獲得好處的是秦國嬴姓家族，他們作為這個國家的統治者自然會在秦國的強大中獲得好處。可令他們獲得好處的是商君之法，而并不是商鞅這個人。

其實商鞅對秦惠文王個人而言恰恰是他必須除掉的敵人——試想秦國百姓只知有商君而不知有秦王，這對一名專制統治者而言意味著什么？

秦惠文王嬴駟還是太子的時候商鞅已在秦國大力推行變法。當商鞅作出遷都咸陽改行縣制的決策時碰上了一個燙手的山芋——原來當時的咸陽并不是秦國君主直轄的土地，而是秦國世家大族的封地，而且這塊封地的主人正是太子嬴駟的舅舅。

可商鞅為了順利貫徹自己的變法措施不僅毫不猶豫地收走了這塊封地，順便把這塊封地方原主人（也就是太子嬴駟的舅舅）處死了。這下秦國的世家大族坐不住了——連太子的舅舅都敢殺，他們的封地乃至身家性命還能保得住？

老世族們開始聯合起來唆使太子違犯商鞅頒布的新法。商鞅將此事如實告知秦孝公，孝公的答復是“秦國可以沒有太子，但寡人不可沒有秦國”。

雖然有了孝公如此明確的答復，可商鞅也不敢貿然對太子施予刑罰，于是他想到了一個變通的辦法——割掉太子的老師公子虔的鼻子，又在太子另一個老師公孫賈的臉上刺字，以此表明自己鐵腕護法絕不姑息養奸的決心。按說商鞅殺了太子的舅舅，又對太子的兩個老師施予大刑，太子嬴駟對其恨之入骨也是正常之事。

然而嬴駟偏偏不是一個常人——他雖然殺了商鞅，卻保留了商君之法，而且在位期間頗有作為：任用張儀行連橫之策分化瓦解六國，率先完成秦國的稱王之舉。

如此一位大有為之君如果說是為了報復一己私仇而下此殺手未免小看了他。那么秦惠文王之所以殺商鞅是否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呢？

司馬遷寫《史記》時一般都會在每一章節的結尾以太史公曰進行總結，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司馬遷對商鞅的總結是“天資刻薄少恩”。依司馬遷的意思：商鞅死于性格。

司馬遷意思是說商鞅為人刻薄少恩、不講人情、沒有朋友、沒有人性，所以弄得天怒人怨，一生背負惡名，只有死路一條。這話一語中的，但失之片面——商鞅之死的確和他本人的性格有相當大程度上的關聯，但商鞅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命運實際上已經與時代、社會、國家和各方利益相連，性格有時候只是造成他結局的一個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改革變法觸動了秦國宗室貴族集團的利益。這點其實司馬遷自己也提到過：“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族多怨望者”。

變法之前舊貴族的爵位和俸祿是世襲的——世世代代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但商鞅獎勵軍功的新法規定：凡是沒建立軍功的舊貴族都要從宗室貴族的簿籍上除名，相反有軍功的平民也可以按軍功封爵受賞。

過去貴族在自己的封地上是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商鞅將貴族封地改設為由國君統一領導的郡、縣。商鞅這些舉措大大削弱了宗室貴族的權力，從而使秦國君主的權力得到了極大的強化。這種集權符合了秦王的利益，所以才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卻得罪了秦國宗室貴族集團。

隨著改革變法的不斷深入已使商鞅與宗室貴族集團成為一對非常尖銳的矛盾。只是這個矛盾在秦孝公健在時還不至于不可調和。

在秦孝公的斡旋下矛盾的雙方還暫時表現為勢均力敵，然而秦孝公死后這個矛盾就必然發展轉化為不可調和。由于新君秦惠文王的加入使力量在瞬間發生了傾斜。

商鞅曾經不看當年太子而今國君的面對太子師傅用刑。這也許并不是導致商鞅之死的最主要原因，但這個潛在原因的確加重了秦惠文王除掉商鞅的決心。

自古以來功高震主都是人臣大忌。尤其是新君繼位之初和先君時代的輔政大臣之間幾乎必然會產生矛盾：秦惠文王和商鞅在中國歷史上并不是唯一的例子，日后的秦始皇和呂不韋、唐高宗和長孫無忌、萬歷帝和張居正、康熙帝和鰲拜等等都在反復不斷重演著類似的故事。

如果我們站在秦惠文王的立場上考慮：滿朝文武只知有商君，而不知道自己這個一國之君的威嚴，那么秦惠文王還能容得下商鞅嗎？此時的商鞅實際上已成為君權與貴族利益沖突的焦點。

在商鞅的改革中王權得到加強、貴族遭到削弱。貴族們不敢對君權發出不滿，但要把這種不滿發泄在始作俑者商鞅身上。商鞅成為貴族的眾矢之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所以新國君秦惠文王剛剛即位之時公子虔等人就誣告商鞅謀反。是殺死商鞅？還是繼續得罪宗室貴族集團？這是一個單項必選題。

殺死商鞅對新國君秦惠文王來說遠比得罪貴族集團更為明智。商鞅對新秦君而言已沒太大的價值：變法已全面實施，改革已走上正軌，效果也十分明顯。

況且商鞅是先君任用的老臣，新王殺他沒有感情障礙，也不會有什么內疚感，而宗室貴族集團既勢力強大又還有充分的利用價值。殺死商鞅、解決君權與宗室貴族集團間的利益沖突對此時的秦惠文王來說是最好的選擇。

秦國的宗室貴族早就對商鞅恨之入骨，而身為新君的惠文王嬴駟也打算犧牲商鞅，至于秦國的平民百姓也不見得對商鞅有多少好感可言。

秦國的平民百姓商鞅變法的驅策者——這場變法對他們而言有得有失，不過得與失不是他們自己能選擇的，商鞅也從沒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考慮過。法家思想的本質不在于解放人民，而在于維護君主獨裁——法家信徒只對君主一人負責。

商鞅變法之前的秦國百姓被貴族老爺們騎在頭上，即使立下軍功也難有晉升渠道；軍功爵制度說白了就是變貴族等級制為君主獨裁制——從此以后這個國家不再有貴族和百姓之分，所有人都是君主的奴才。

君權可以讓人生，也可以讓人死，可以把混跡街頭的韋小寶變成帝國重臣，也可以讓今天的重臣世家灰飛煙滅。所謂國家和百姓是無關的——“君即國，國即君，朕即天下，天下即朕”正是商鞅變法之后兩千余年中國專制皇權時代的真實寫照。

連坐制、告密制一時之間風行秦國。商鞅所要的效果也正是如此——百姓不必思考自己和家人的命運是什么，只需按朝廷規劃的耕戰制度去旅行職責即可。在這樣的情況下秦國百姓實際上早已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

商鞅算不上是秦國百姓的恩人，也算不上是秦國百姓的仇人，而是一個他們不能違抗的人，所以當商鞅逃難之際沒任何人敢收留他，因為這是商君之法所禁止的。

這時商鞅所面臨的形勢是：君主希望借他的人頭立威；貴族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百姓倒是并不見得真有多恨他，而是百姓早已習慣了不過問朝廷政事的傳統。

事實上絕大多數秦國人倒并不見得有多恨商鞅，但他們也不會有多憐憫商鞅。因為他們覺得此事和自己并無干系，所以他們淡然處之、安之若素。

當然秦惠文王嬴駟并不是昏君：他知道只有商鞅變法才能振興秦國，達到富國強軍目的！他殺商鞅完全是因為政治因素！

事實上秦惠文王之所以殺商鞅，也含有推行新法的意圖：商鞅變法觸動了秦國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本就已犯眾怒，幾乎完全是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進行的。

秦孝公死后新君地位尚不穩固之時在變法中利益受損的既得利益者們全都看到這是扳倒新法、恢復舊制的大好時機，于是秦惠文王用商鞅的命來暫時安撫既得利益集團當時的憤恨之心，從而得以暫時減輕新法執行的阻力。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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