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作者是谁啊？
《孝經(jīng)》中國古代儒家的倫理學著作。有人說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時已有人懷疑是出于后人附會。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指出，該書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遺言”，成書于秦漢之際。自西漢至魏晉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現(xiàn)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書共分18章。
詩經(jīng)的作者是周王朝各諸侯國的人民群眾們。法經(jīng)，李悝。孝經(jīng)，某些大儒們，但也有傳說是孔圣人述而不作。
老子
《孝經(jīng)》的作者，說法不一，一般說法有孔子、曾子、子思子，但最常見的說法是曾子。
一、四書——《四書五經(jīng)》中的《四書》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四部著作的總稱。據(jù)稱它們分別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參、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稱為《四子書》（也稱《四子》），簡稱為《四書》。南宋光宗紹熙遠年（1190年），當時著名理學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匯集到一起,作為一套經(jīng)書刊刻問世。這位儒家大學者認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guī)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fā)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并曾說“《四子》，《六經(jīng)》之階梯”（《朱子語類》）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具有劃時代意義。漢唐是《五經(jīng)》時代，宋后是《四書》時代。 《四書五經(jīng)》之《大學》：《大學》原本是《禮記》中一篇，在南宋前從未多帶帶刊印。傳為孔子弟子曾參（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tǒng)而推崇《大學》（與《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學者程頤的看法，《大學》是孔子及其門徒留下來的遺書，是儒學的人門讀物。所以，朱熹把它列為"四書"之首。 《四書五經(jīng)》之《中庸》：《中庸》原來也是《禮記》中一篇，在南宋前從未多帶帶刊印。一般認為它出于孔子的孫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記·孔子世家》稱“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tǒng)而推崇《中庸》（與《大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認為《中庸》是“孔門傳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并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從《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觀點來看，也大體上相同的。不過，現(xiàn)存的《中庸》，已經(jīng)經(jīng)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寫定于秦統(tǒng)一全國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學》，不是取正義開頭的兩個字為題，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內容為題了。 《四書五經(jīng)》之《論語》：《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儒家學派創(chuàng)始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fā)展有極其深遠的影響。《論語》成書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是孔子的學生及其再傳學生所記錄整理。《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論語》涉及哲學、政治、經(jīng)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內容非常豐富，是儒學最主要的經(jīng)典。在表達上，《論語》語言精煉而形象生動，是語錄體散文的典范。在編排上，《論語》沒有嚴格的編纂體例，每一條就是一章，集章為篇，篇、章之間并無緊密聯(lián)系，只是大致歸類，并有重復章節(jié)出現(xiàn)。到漢代時，有《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古文論語》（21篇）三種《論語》版本流傳。東漢末年，鄭玄以《魯論語》為底本，參考《齊論語》和《古文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釋。鄭玄的注本流傳后，《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便逐漸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釋《論語》的版本主要有：三國時魏國何晏《論語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宋代邢晏《論語注疏》、朱熹《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等。 《四書五經(jīng)》之《孟子》：《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孟子（約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戰(zhàn)國中期鄒國（今山東鄒縣東南人），離孔子的故鄉(xiāng)曲阜不遠。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到南宋孝宗時，朱熹編《四書》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更是讀書人的必讀書了。 《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曾帶領學生游歷魏、齊、宋、魯、滕、薛等國，并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的一樣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鄉(xiāng)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趙岐在《孟子題辭》中把《孟子》與《論語》相比,認為《孟子》是“擬圣而作”。所以，盡管《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但實際上在漢代人的心目中已經(jīng)把它看作輔助“經(jīng)書”的“傳”書了。漢文帝把《論語》、《孝經(jīng)》、《 孟子》、《爾雅》各置博士，便叫“傳記博士”。到五代后蜀時，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jīng)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jīng)書”的開始。到南宋孝宗時，朱熹編《四書》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二、五經(jīng)——儒家本有六經(jīng)，《詩經(jīng)》、《尚書》、《儀禮》、《樂經(jīng)》、《周易》、《春秋》。秦始皇"焚書坑儒"，據(jù)說經(jīng)秦火一炬，《樂經(jīng)》從此失傳，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jīng)》，共七經(jīng)；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爾雅》，共十二經(jīng)；宋時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經(jīng)注疏》傳世。《十三經(jīng)》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tǒng)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jīng)"，《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屬于《春秋經(jīng)》之"傳"，《禮記》、《孝經(jīng)》、《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jīng)師的訓詁之作。《四書五經(jīng)》中的《五經(jīng)》是指：《周易》、《尚書》、《詩經(jīng)》、《禮記》、《左傳》。 《四書五經(jīng)》之《周易》：也稱《易》、《易經(jīng)》，列儒家經(jīng)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書，其外層神秘，而內蘊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應是筮官，經(jīng)多人完成。內容廣泛記錄了西周社會各方面，包含史料價值、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以前的人們對自然與人圣變幻規(guī)律的認識模式，從沒有超越陰陽八卦的思維框架。相傳龍馬馱“河圖”出現(xiàn)在黃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記》又稱“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說伏羲重卦，有說神農(nóng)），并作爻辭（或謂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說，世稱“人更三圣，世歷三古”（《漢書·藝文志》）。《周易》包括《經(jīng)》和《傳》兩部分。《經(jīng)》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應的卦名、卦辭、爻名、爻辭等組成。《傳》一共七種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辭》上下篇，《說卦》，《雜卦》和《序卦》。古人把這十篇“傳”合稱“十翼”，意指“傳”是附屬于“經(jīng)”的羽翼，即用來解說“經(jīng)”的內容。 《四書五經(jīng)》之《尚書》：古時稱《書》、《書經(jīng)》，至漢稱《尚書》。“尚”便是指“上”，“上古”，該書是古代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匯編。記載上起傳說中的堯舜時代，下至東周（春秋中期），約1500多年。基本內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談話內容的記錄，這說明作者應是史官。《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 相傳為孔子編定。《尚書》有兩種傳本，一種是《今文尚書》，一種是《古文尚書》，現(xiàn)通行的《十三經(jīng)注疏》本，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古時稱贊人"飽讀詩書"，"詩書"便是分別指《詩經(jīng)》、《尚書》。 《四書五經(jīng)》之《詩經(jīng)》：先秦稱《詩》，或《詩三百》，是中國第一本詩歌總集。匯集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詩歌總集。“古者《詩》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記·孔子世家》），據(jù)傳為孔子編定。《詩》分"風"、"雅"、"頌"三部分，"風"為土風歌謠，"雅"為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為上層社會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此書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各方面，被譽為古代社會的人生百科全書，對后世影響深遠。喜歡詩詞的朋友，相信都有讀過。 《四書五經(jīng)》之《禮記》：戰(zhàn)國到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jīng)書《儀禮》的文章選集，“《禮記》只是解《儀禮》”（《朱子語類·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匯編。《禮記》雖只是解說《儀禮》之書，但由于涉及面廣，其影響乃超出了《周禮》、《儀禮》。《禮記》有兩種傳本，一種是戴德所編，有85篇，今存40篇，稱《大戴禮》；另一種，也便是我們現(xiàn)在所見的《禮記》，是戴德其侄戴圣選編的四十九篇，稱《小戴禮記》。 《四書五經(jīng)》之《左傳》：也稱《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傳》，古代編年體歷史著作。《史記》稱作者為春秋時左丘明，清代今文經(jīng)學家認為系劉歆改編，近人又認為是戰(zhàn)國初年人據(jù)各國史料編成（又有說是魯國歷代史管所寫）。它的取材范圍包括了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婚喪、篡弒等，對后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左傳》本不是儒家經(jīng)典，但自從它立于學官，后來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漸被儒者當成經(jīng)典。
在歷史的坐標上，《孝經(jīng)》的生命之流，或喧騰，或潺緩，或幾乎斷流， 但一路流著、淌著、盤桓著，一路真實地映現(xiàn)時代的風光，一路忍受著歷史風雨的侵襲。《孝經(jīng)》之河的兩岸擁立著孝文化之長林，只不過時或茂密蔥蘢，時或稀疏凋零，時或遭受砍伐。然而陰霾過后，陽光總是不會忘記繼續(xù)照耀著它們。 確實，《孝經(jīng)》有太多的謎。若追問其著作者是誰？文本的流傳真相怎樣？為什么歷代帝王如此熱衷于此？謎還真是連成了團，而成為謎團。然而這并不影響它自傲地置身于皇皇的中國文化的菁華《十三經(jīng)》中，屹立千年。 ——作者 《孝經(jīng)》的作者之謎 《孝經(jīng)》在流傳和研究中，人們始終有個疑問：是誰撰寫了《孝經(jīng)》？ 其實人們只要讀一讀那些留下來的歷史材料，每個人都會發(fā)生同樣的疑問。比如： 權威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yè)，作《孝經(jīng)》。死于魯。” 此則記載有幾個信息：（1） 曾參與孔子的年齡比較。（2） 孔子把曾參看做是能通曉并傳布孝道的最合適人選。（3） 于是孔子選定了曾子，專門傳授了孝道。于是，撰作了《孝經(jīng)》。但是，我們馬上會發(fā)現(xiàn)一個問題，這里說到兩個人，到底是孔子作了《孝經(jīng)》，還是曾子作了《孝經(jīng)》，沒有清晰地指明，而是模棱兩可。因此后人對此史料的解讀，或認為《孝經(jīng)》是孔子作，或認為是曾子作。 再看一則權威史料，《漢書?藝文志》曰：“《孝經(jīng)》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jīng)，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jīng)》。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jīng)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但是誰作了《孝經(jīng)》，也沒有說明確，因此又可以出現(xiàn)二說：或認為孔子作，或認為曾子作。 再如《孔子家語》：“曾參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jīng)》。” 其實我們設身處地為兩位作者司馬遷、班固想一下，就會有一種同情的理解，因為他們也不能舉出確切的證據(jù)來明確指出到底《孝經(jīng)》的作者是誰，或是心中有某種指向，但是不便明說，因此只能含糊其辭了。 不過也有明確是孔子所作的，如《隋書?經(jīng)籍志》：“孔子既敘六經(jīng)，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jīng)》以總會之。”不過，這也是一家之說。 后來人們又從各個方面質疑、考證、研究，于是自古至今大約形成了好幾種說法： 1. 孔子撰寫了《孝經(jīng)》 《漢書?藝文志》認為《孝經(jīng)》為孔子所作。其實依照我們來看，《藝文志》并沒有說定。因此這一材料，既被一些人認為是孔子作的證據(jù)，也被另外一些人認為是曾子作的證據(jù)。 楊伯峻說：《孝經(jīng)》不是孔子所作，不待智者而后明，因為一翻《孝經(jīng)》本書便會明白。孔子若作《孝經(jīng)》，哪能稱他的學生曾參為“曾子”，此其一。《孝經(jīng)》抄了孔子以后的一些書，如《左傳》、《孟子》、《荀子》，孔子怎能預見到他死后一兩個世紀中某些人會說某些話？此其二。《論語》是比較可信的孔丘言行錄，《孝經(jīng)》的論孝，便和《論語》的論孝大不相同，甚至有矛盾處，此其三。所以越到后代，這種主張的人便逐漸少了。（《經(jīng)書淺說》于這一問題后文還會討論。 2. 孔子弟子曾子作《孝經(jīng)》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以為《孝經(jīng)》乃孔子弟子曾參所作。比如陳克明《群經(jīng)要義》中就說：《藝文志》“雖未明言曾參作《孝經(jīng)》，但從字里行間可以看出，乃是曾參秉承孔子之意而撰成《孝經(jīng)》”。其實在我們來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也并沒有明說，也是兩可的。 關于曾子作《孝經(jīng)》，楊伯峻也有說：這一說法，在司馬遷時未受重視；到兩晉以后，附和者漸多。但取《禮記》和《大戴禮記》曾子論孝諸事與《孝經(jīng)》比較，相抵觸者不少。如《孝經(jīng)》主張“父有爭子”，甚至說：“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指不義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而《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上篇》說：“父母之行，中道（合理）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一個說不爭就是不孝，一個說爭辯是禍亂發(fā)動之源，究竟哪一說是曾子本意？何況《孝經(jīng)》所用《孟子》、《荀子》諸語，曾子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這一說也不可信。（《經(jīng)書淺說》） 3. 曾子的弟子作《孝經(jīng)》 宋代胡寅說：“曾子問孝于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朱彝尊《經(jīng)義考》卷二二二） 楊伯峻說：“這是宋朝人如胡寅（朱彝尊《經(jīng)義考》引）、朱熹（《孝經(jīng)刊誤》）開其端，并無實證，只是想象之詞。”另外如宋代的晁公武也主此說，其《郡齋讀書志》認為《孝經(jīng)》乃曾子弟子所作。李學勤說：“《孝經(jīng)》文中多稱引《詩》、《書》，體例與《禮記》所收《中庸》、《大學》相似，確為曾子一系儒家作品。《呂氏春秋》曾引《孝經(jīng)》，證明其書成于先秦。”（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 4. 曾子弟子中的子思作《孝經(jīng)》 宋代的王應麟《困學紀聞》引宋代馮椅之說：“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于子思之手。”此認為《孝經(jīng)》乃曾子弟子中的子思所作。楊伯峻反對，有評說：“尤不足信。”（同上）不過今人有一些學者較傾向此說。如彭林有《子思作〈孝經(jīng)〉說新論》，認為是子思作《孝經(jīng)》。主要理由是：《緇衣》、《中庸》、《坊記》、《表記》出自《子思子》，認為已經(jīng)由郭店楚簡的發(fā)現(xiàn)得到證明。《孝經(jīng)》與《緇衣》四篇多在“子曰”之后引《詩》、《書》，風格相同。當屬于同一時代、同一作者的作品。《論語》中孔子多言《詩》、《禮》而罕言《書》，與《子思子》判然有別。用《詩》、《書》發(fā)揮孔子思想，應該是子思的創(chuàng)造。孟子受業(yè)于子思之門人，“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繼承了子思學派的傳統(tǒng)。《孟子》原有《說孝經(jīng)》等“外書四篇”，《史記》等曾引用。《說孝經(jīng)》當是《孝經(jīng)》成書于孟子之前、孟子論述其師門所傳《孝經(jīng)》的證據(jù)。郭店楚簡內多次論孝，與《孝經(jīng)》相表里，表明孝是子思學派討論的熱點之一。因此，認為子思作《孝經(jīng)》。不過關于此問題，也尚可再討論。 5. 孔子的七十子或七十子的弟子作《孝經(jīng)》 宋司馬光《古文孝經(jīng)指解序》：“圣人言為經(jīng)，動則為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jīng)》。”又清代毛奇齡《孝經(jīng)問》：“此是春秋戰(zhàn)國間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后于《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閑居》、《仲尼燕居》、《坊記》、《表記》諸篇同時，如出一手。故每說一章，必有引經(jīng)數(shù)語以為證，此篇例也。”這是籠統(tǒng)地認為《孝經(jīng)》乃七十子或是七十子之徒所作，可能是一種記錄的轉述，或是一種經(jīng)過加工后的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是這種看法，認為“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jīng)傳》，《呂覽?察微篇》亦引《孝經(jīng)?諸侯章》，則其來古矣。然授受無緒，故陳、汪應辰皆疑其偽。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為近，要為七十子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惟其各出別行，稱孔子所作，傳錄者又分章標目，自名一經(jīng)。” 6. 孟子的弟子之作 王正己在《古史辯》第四冊的《孝經(jīng)今考》一文中說：“從大體上看來，《孝經(jīng)》思想有些與孟子的思想相同，不過是文字的變相而已。”“總之《孝經(jīng)》的內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經(jīng)》大概可以斷定是孟子門弟子所著的。” 7. 后人附會而作《孝經(jīng)》 宋代的朱熹主此說。朱熹《孝經(jīng)刊誤后序》引汪應辰的話，認為《孝經(jīng)》是后人附會而成。其曾云：“《孝經(jīng)》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jīng)，其后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家篡取左氏諸書之語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殊非《大學》、《中庸》之儔也。” 8. 漢代儒生所偽造 清代姚際恒主此說。姚際恒《古今偽書考》認為《孝經(jīng)》是漢儒所偽造，姚說：“是書來歷出于漢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勘其文義，絕類《戴記》中諸篇，如《曾子問》、《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之類，同為漢儒之作。后儒以其言孝，特為撮出，因名以《孝經(jīng)》耳。” 到底是誰撰寫了《孝經(jīng)》？一直到今天還沒有統(tǒng)一的結論。我們認為，從各種信息來看，不可能是孔子自作，也不可能是曾子自作，同樣也似乎不可能是孟子弟子所作，亦然不可能是漢儒偽造。比較下來可能性大的選擇方向是兩個：一是孔子弟子所作，一是孔子七十子的弟子所作。如果偏重于后者的話，那么有可能是曾子的學生所作；如果再把視閾縮小，那么或者可能是曾子的弟子中的子思所作。但是在還沒有十分確定是子思或曾子一系所作時，不妨采取較寬泛一些的看法，留有余地，有待今后進一步的考證、統(tǒng)一認識。 雖然關于《孝經(jīng)》作者的看法不統(tǒng)一，但是不妨慢慢說下去讀下去，看看問題出在哪里，有哪些爭論點，研究者又是怎樣研究的，那么讀者自己也會有個選擇與判斷了。 在先秦，《孝經(jīng)》曾被《呂覽》引用過，秦代因焚書坑儒而不見流傳，漢代突然冒出了《孝經(jīng)》。《孝經(jīng)》是從哪里來的？這是個歷史之謎。 首先是漢代初年，一個叫做顏貞的人獻出了《孝經(jīng)》。 話說秦始皇焚書坑儒，焚燒典籍，坑殺儒生；還不許民間私下收藏書籍，否則就誅族，這就是“挾書者族”之律令。因此許多經(jīng)典由此而殘缺，損失慘重，當然《孝經(jīng)》也在被禁被焚之列。劉邦是馬上得的天下，對于一個國家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建設并不重視。 然而傳到第二代漢代的惠帝卻很看重這些。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廢除秦時所定的“挾書”令，鼓勵民間獻出所藏的書籍。如《漢書?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后來朝廷還派出人員到各地尋訪亡佚經(jīng)典。于是，《孝經(jīng)》出現(xiàn)了。 《隋書?經(jīng)籍志》有個記載：“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河間，漢高祖時候置郡，治所在樂城（今河北獻縣的東南）；平帝時轄境相當于今天河北獻縣、交河、東光、阜城、武強各一部分。河間人顏芝收藏了《孝經(jīng)》，到了漢初，顏芝的兒子顏貞把它獻了出來。 漢初，河間地方獻書的氛圍很濃。《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劉德很有辦法，一方面留下真本，一方面又很好地繕寫一本交換給送書之人，另外再賞賜金子、絲帛等貴重東西，因此名聲傳播出去，招引來許多人獻書。他得到的書很多，甚至幾乎和整個朝廷的藏書相等。 河間人顏芝的兒子顏貞把收藏的《孝經(jīng)》獻出來，大約也是置身于這種氛圍之中而被感染了，于是獻出父親的藏書。不過細節(jié)就不得而知了，是獻給獻王劉德，還是直接獻給朝廷，或是其他的情況，沒有詳細的記載了。一般認為是河間王劉德將此書獻給朝廷，于是遂為學者傳授的用本。 后來漢代又出現(xiàn)了《孝經(jīng)》的另外一個本子，稱為古文《孝經(jīng)》。
詩經(jīng)的作者是周王朝各諸侯國的人民群眾們。法經(jīng)，李悝。孝經(jīng)，某些大儒們，但也有傳說是孔圣人述而不作。
老子
《孝經(jīng)》的作者，說法不一，一般說法有孔子、曾子、子思子，但最常見的說法是曾子。
一、四書——《四書五經(jīng)》中的《四書》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四部著作的總稱。據(jù)稱它們分別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參、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稱為《四子書》（也稱《四子》），簡稱為《四書》。南宋光宗紹熙遠年（1190年），當時著名理學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匯集到一起,作為一套經(jīng)書刊刻問世。這位儒家大學者認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guī)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fā)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并曾說“《四子》，《六經(jīng)》之階梯”（《朱子語類》）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具有劃時代意義。漢唐是《五經(jīng)》時代，宋后是《四書》時代。 《四書五經(jīng)》之《大學》：《大學》原本是《禮記》中一篇，在南宋前從未多帶帶刊印。傳為孔子弟子曾參（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tǒng)而推崇《大學》（與《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學者程頤的看法，《大學》是孔子及其門徒留下來的遺書，是儒學的人門讀物。所以，朱熹把它列為"四書"之首。 《四書五經(jīng)》之《中庸》：《中庸》原來也是《禮記》中一篇，在南宋前從未多帶帶刊印。一般認為它出于孔子的孫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記·孔子世家》稱“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tǒng)而推崇《中庸》（與《大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認為《中庸》是“孔門傳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并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從《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觀點來看，也大體上相同的。不過，現(xiàn)存的《中庸》，已經(jīng)經(jīng)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寫定于秦統(tǒng)一全國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學》，不是取正義開頭的兩個字為題，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內容為題了。 《四書五經(jīng)》之《論語》：《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儒家學派創(chuàng)始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fā)展有極其深遠的影響。《論語》成書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是孔子的學生及其再傳學生所記錄整理。《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論語》涉及哲學、政治、經(jīng)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內容非常豐富，是儒學最主要的經(jīng)典。在表達上，《論語》語言精煉而形象生動，是語錄體散文的典范。在編排上，《論語》沒有嚴格的編纂體例，每一條就是一章，集章為篇，篇、章之間并無緊密聯(lián)系，只是大致歸類，并有重復章節(jié)出現(xiàn)。到漢代時，有《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古文論語》（21篇）三種《論語》版本流傳。東漢末年，鄭玄以《魯論語》為底本，參考《齊論語》和《古文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釋。鄭玄的注本流傳后，《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便逐漸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釋《論語》的版本主要有：三國時魏國何晏《論語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宋代邢晏《論語注疏》、朱熹《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等。 《四書五經(jīng)》之《孟子》：《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孟子（約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戰(zhàn)國中期鄒國（今山東鄒縣東南人），離孔子的故鄉(xiāng)曲阜不遠。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到南宋孝宗時，朱熹編《四書》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更是讀書人的必讀書了。 《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曾帶領學生游歷魏、齊、宋、魯、滕、薛等國，并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的一樣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鄉(xiāng)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趙岐在《孟子題辭》中把《孟子》與《論語》相比,認為《孟子》是“擬圣而作”。所以，盡管《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但實際上在漢代人的心目中已經(jīng)把它看作輔助“經(jīng)書”的“傳”書了。漢文帝把《論語》、《孝經(jīng)》、《 孟子》、《爾雅》各置博士，便叫“傳記博士”。到五代后蜀時，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jīng)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jīng)書”的開始。到南宋孝宗時，朱熹編《四書》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二、五經(jīng)——儒家本有六經(jīng)，《詩經(jīng)》、《尚書》、《儀禮》、《樂經(jīng)》、《周易》、《春秋》。秦始皇"焚書坑儒"，據(jù)說經(jīng)秦火一炬，《樂經(jīng)》從此失傳，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jīng)》，共七經(jīng)；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爾雅》，共十二經(jīng)；宋時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經(jīng)注疏》傳世。《十三經(jīng)》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tǒng)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jīng)"，《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屬于《春秋經(jīng)》之"傳"，《禮記》、《孝經(jīng)》、《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jīng)師的訓詁之作。《四書五經(jīng)》中的《五經(jīng)》是指：《周易》、《尚書》、《詩經(jīng)》、《禮記》、《左傳》。 《四書五經(jīng)》之《周易》：也稱《易》、《易經(jīng)》，列儒家經(jīng)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書，其外層神秘，而內蘊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應是筮官，經(jīng)多人完成。內容廣泛記錄了西周社會各方面，包含史料價值、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以前的人們對自然與人圣變幻規(guī)律的認識模式，從沒有超越陰陽八卦的思維框架。相傳龍馬馱“河圖”出現(xiàn)在黃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記》又稱“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說伏羲重卦，有說神農(nóng)），并作爻辭（或謂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說，世稱“人更三圣，世歷三古”（《漢書·藝文志》）。《周易》包括《經(jīng)》和《傳》兩部分。《經(jīng)》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應的卦名、卦辭、爻名、爻辭等組成。《傳》一共七種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辭》上下篇，《說卦》，《雜卦》和《序卦》。古人把這十篇“傳”合稱“十翼”，意指“傳”是附屬于“經(jīng)”的羽翼，即用來解說“經(jīng)”的內容。 《四書五經(jīng)》之《尚書》：古時稱《書》、《書經(jīng)》，至漢稱《尚書》。“尚”便是指“上”，“上古”，該書是古代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匯編。記載上起傳說中的堯舜時代，下至東周（春秋中期），約1500多年。基本內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談話內容的記錄，這說明作者應是史官。《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 相傳為孔子編定。《尚書》有兩種傳本，一種是《今文尚書》，一種是《古文尚書》，現(xiàn)通行的《十三經(jīng)注疏》本，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古時稱贊人"飽讀詩書"，"詩書"便是分別指《詩經(jīng)》、《尚書》。 《四書五經(jīng)》之《詩經(jīng)》：先秦稱《詩》，或《詩三百》，是中國第一本詩歌總集。匯集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詩歌總集。“古者《詩》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記·孔子世家》），據(jù)傳為孔子編定。《詩》分"風"、"雅"、"頌"三部分，"風"為土風歌謠，"雅"為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為上層社會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此書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各方面，被譽為古代社會的人生百科全書，對后世影響深遠。喜歡詩詞的朋友，相信都有讀過。 《四書五經(jīng)》之《禮記》：戰(zhàn)國到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jīng)書《儀禮》的文章選集，“《禮記》只是解《儀禮》”（《朱子語類·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匯編。《禮記》雖只是解說《儀禮》之書，但由于涉及面廣，其影響乃超出了《周禮》、《儀禮》。《禮記》有兩種傳本，一種是戴德所編，有85篇，今存40篇，稱《大戴禮》；另一種，也便是我們現(xiàn)在所見的《禮記》，是戴德其侄戴圣選編的四十九篇，稱《小戴禮記》。 《四書五經(jīng)》之《左傳》：也稱《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傳》，古代編年體歷史著作。《史記》稱作者為春秋時左丘明，清代今文經(jīng)學家認為系劉歆改編，近人又認為是戰(zhàn)國初年人據(jù)各國史料編成（又有說是魯國歷代史管所寫）。它的取材范圍包括了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婚喪、篡弒等，對后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左傳》本不是儒家經(jīng)典，但自從它立于學官，后來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漸被儒者當成經(jīng)典。
在歷史的坐標上，《孝經(jīng)》的生命之流，或喧騰，或潺緩，或幾乎斷流， 但一路流著、淌著、盤桓著，一路真實地映現(xiàn)時代的風光，一路忍受著歷史風雨的侵襲。《孝經(jīng)》之河的兩岸擁立著孝文化之長林，只不過時或茂密蔥蘢，時或稀疏凋零，時或遭受砍伐。然而陰霾過后，陽光總是不會忘記繼續(xù)照耀著它們。 確實，《孝經(jīng)》有太多的謎。若追問其著作者是誰？文本的流傳真相怎樣？為什么歷代帝王如此熱衷于此？謎還真是連成了團，而成為謎團。然而這并不影響它自傲地置身于皇皇的中國文化的菁華《十三經(jīng)》中，屹立千年。 ——作者 《孝經(jīng)》的作者之謎 《孝經(jīng)》在流傳和研究中，人們始終有個疑問：是誰撰寫了《孝經(jīng)》？ 其實人們只要讀一讀那些留下來的歷史材料，每個人都會發(fā)生同樣的疑問。比如： 權威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yè)，作《孝經(jīng)》。死于魯。” 此則記載有幾個信息：（1） 曾參與孔子的年齡比較。（2） 孔子把曾參看做是能通曉并傳布孝道的最合適人選。（3） 于是孔子選定了曾子，專門傳授了孝道。于是，撰作了《孝經(jīng)》。但是，我們馬上會發(fā)現(xiàn)一個問題，這里說到兩個人，到底是孔子作了《孝經(jīng)》，還是曾子作了《孝經(jīng)》，沒有清晰地指明，而是模棱兩可。因此后人對此史料的解讀，或認為《孝經(jīng)》是孔子作，或認為是曾子作。 再看一則權威史料，《漢書?藝文志》曰：“《孝經(jīng)》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jīng)，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jīng)》。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jīng)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但是誰作了《孝經(jīng)》，也沒有說明確，因此又可以出現(xiàn)二說：或認為孔子作，或認為曾子作。 再如《孔子家語》：“曾參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jīng)》。” 其實我們設身處地為兩位作者司馬遷、班固想一下，就會有一種同情的理解，因為他們也不能舉出確切的證據(jù)來明確指出到底《孝經(jīng)》的作者是誰，或是心中有某種指向，但是不便明說，因此只能含糊其辭了。 不過也有明確是孔子所作的，如《隋書?經(jīng)籍志》：“孔子既敘六經(jīng)，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jīng)》以總會之。”不過，這也是一家之說。 后來人們又從各個方面質疑、考證、研究，于是自古至今大約形成了好幾種說法： 1. 孔子撰寫了《孝經(jīng)》 《漢書?藝文志》認為《孝經(jīng)》為孔子所作。其實依照我們來看，《藝文志》并沒有說定。因此這一材料，既被一些人認為是孔子作的證據(jù)，也被另外一些人認為是曾子作的證據(jù)。 楊伯峻說：《孝經(jīng)》不是孔子所作，不待智者而后明，因為一翻《孝經(jīng)》本書便會明白。孔子若作《孝經(jīng)》，哪能稱他的學生曾參為“曾子”，此其一。《孝經(jīng)》抄了孔子以后的一些書，如《左傳》、《孟子》、《荀子》，孔子怎能預見到他死后一兩個世紀中某些人會說某些話？此其二。《論語》是比較可信的孔丘言行錄，《孝經(jīng)》的論孝，便和《論語》的論孝大不相同，甚至有矛盾處，此其三。所以越到后代，這種主張的人便逐漸少了。（《經(jīng)書淺說》于這一問題后文還會討論。 2. 孔子弟子曾子作《孝經(jīng)》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以為《孝經(jīng)》乃孔子弟子曾參所作。比如陳克明《群經(jīng)要義》中就說：《藝文志》“雖未明言曾參作《孝經(jīng)》，但從字里行間可以看出，乃是曾參秉承孔子之意而撰成《孝經(jīng)》”。其實在我們來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也并沒有明說，也是兩可的。 關于曾子作《孝經(jīng)》，楊伯峻也有說：這一說法，在司馬遷時未受重視；到兩晉以后，附和者漸多。但取《禮記》和《大戴禮記》曾子論孝諸事與《孝經(jīng)》比較，相抵觸者不少。如《孝經(jīng)》主張“父有爭子”，甚至說：“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指不義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而《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上篇》說：“父母之行，中道（合理）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一個說不爭就是不孝，一個說爭辯是禍亂發(fā)動之源，究竟哪一說是曾子本意？何況《孝經(jīng)》所用《孟子》、《荀子》諸語，曾子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這一說也不可信。（《經(jīng)書淺說》） 3. 曾子的弟子作《孝經(jīng)》 宋代胡寅說：“曾子問孝于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朱彝尊《經(jīng)義考》卷二二二） 楊伯峻說：“這是宋朝人如胡寅（朱彝尊《經(jīng)義考》引）、朱熹（《孝經(jīng)刊誤》）開其端，并無實證，只是想象之詞。”另外如宋代的晁公武也主此說，其《郡齋讀書志》認為《孝經(jīng)》乃曾子弟子所作。李學勤說：“《孝經(jīng)》文中多稱引《詩》、《書》，體例與《禮記》所收《中庸》、《大學》相似，確為曾子一系儒家作品。《呂氏春秋》曾引《孝經(jīng)》，證明其書成于先秦。”（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 4. 曾子弟子中的子思作《孝經(jīng)》 宋代的王應麟《困學紀聞》引宋代馮椅之說：“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于子思之手。”此認為《孝經(jīng)》乃曾子弟子中的子思所作。楊伯峻反對，有評說：“尤不足信。”（同上）不過今人有一些學者較傾向此說。如彭林有《子思作〈孝經(jīng)〉說新論》，認為是子思作《孝經(jīng)》。主要理由是：《緇衣》、《中庸》、《坊記》、《表記》出自《子思子》，認為已經(jīng)由郭店楚簡的發(fā)現(xiàn)得到證明。《孝經(jīng)》與《緇衣》四篇多在“子曰”之后引《詩》、《書》，風格相同。當屬于同一時代、同一作者的作品。《論語》中孔子多言《詩》、《禮》而罕言《書》，與《子思子》判然有別。用《詩》、《書》發(fā)揮孔子思想，應該是子思的創(chuàng)造。孟子受業(yè)于子思之門人，“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繼承了子思學派的傳統(tǒng)。《孟子》原有《說孝經(jīng)》等“外書四篇”，《史記》等曾引用。《說孝經(jīng)》當是《孝經(jīng)》成書于孟子之前、孟子論述其師門所傳《孝經(jīng)》的證據(jù)。郭店楚簡內多次論孝，與《孝經(jīng)》相表里，表明孝是子思學派討論的熱點之一。因此，認為子思作《孝經(jīng)》。不過關于此問題，也尚可再討論。 5. 孔子的七十子或七十子的弟子作《孝經(jīng)》 宋司馬光《古文孝經(jīng)指解序》：“圣人言為經(jīng)，動則為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jīng)》。”又清代毛奇齡《孝經(jīng)問》：“此是春秋戰(zhàn)國間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后于《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閑居》、《仲尼燕居》、《坊記》、《表記》諸篇同時，如出一手。故每說一章，必有引經(jīng)數(shù)語以為證，此篇例也。”這是籠統(tǒng)地認為《孝經(jīng)》乃七十子或是七十子之徒所作，可能是一種記錄的轉述，或是一種經(jīng)過加工后的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是這種看法，認為“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jīng)傳》，《呂覽?察微篇》亦引《孝經(jīng)?諸侯章》，則其來古矣。然授受無緒，故陳、汪應辰皆疑其偽。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為近，要為七十子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惟其各出別行，稱孔子所作，傳錄者又分章標目，自名一經(jīng)。” 6. 孟子的弟子之作 王正己在《古史辯》第四冊的《孝經(jīng)今考》一文中說：“從大體上看來，《孝經(jīng)》思想有些與孟子的思想相同，不過是文字的變相而已。”“總之《孝經(jīng)》的內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經(jīng)》大概可以斷定是孟子門弟子所著的。” 7. 后人附會而作《孝經(jīng)》 宋代的朱熹主此說。朱熹《孝經(jīng)刊誤后序》引汪應辰的話，認為《孝經(jīng)》是后人附會而成。其曾云：“《孝經(jīng)》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jīng)，其后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家篡取左氏諸書之語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殊非《大學》、《中庸》之儔也。” 8. 漢代儒生所偽造 清代姚際恒主此說。姚際恒《古今偽書考》認為《孝經(jīng)》是漢儒所偽造，姚說：“是書來歷出于漢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勘其文義，絕類《戴記》中諸篇，如《曾子問》、《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之類，同為漢儒之作。后儒以其言孝，特為撮出，因名以《孝經(jīng)》耳。” 到底是誰撰寫了《孝經(jīng)》？一直到今天還沒有統(tǒng)一的結論。我們認為，從各種信息來看，不可能是孔子自作，也不可能是曾子自作，同樣也似乎不可能是孟子弟子所作，亦然不可能是漢儒偽造。比較下來可能性大的選擇方向是兩個：一是孔子弟子所作，一是孔子七十子的弟子所作。如果偏重于后者的話，那么有可能是曾子的學生所作；如果再把視閾縮小，那么或者可能是曾子的弟子中的子思所作。但是在還沒有十分確定是子思或曾子一系所作時，不妨采取較寬泛一些的看法，留有余地，有待今后進一步的考證、統(tǒng)一認識。 雖然關于《孝經(jīng)》作者的看法不統(tǒng)一，但是不妨慢慢說下去讀下去，看看問題出在哪里，有哪些爭論點，研究者又是怎樣研究的，那么讀者自己也會有個選擇與判斷了。 在先秦，《孝經(jīng)》曾被《呂覽》引用過，秦代因焚書坑儒而不見流傳，漢代突然冒出了《孝經(jīng)》。《孝經(jīng)》是從哪里來的？這是個歷史之謎。 首先是漢代初年，一個叫做顏貞的人獻出了《孝經(jīng)》。 話說秦始皇焚書坑儒，焚燒典籍，坑殺儒生；還不許民間私下收藏書籍，否則就誅族，這就是“挾書者族”之律令。因此許多經(jīng)典由此而殘缺，損失慘重，當然《孝經(jīng)》也在被禁被焚之列。劉邦是馬上得的天下，對于一個國家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建設并不重視。 然而傳到第二代漢代的惠帝卻很看重這些。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廢除秦時所定的“挾書”令，鼓勵民間獻出所藏的書籍。如《漢書?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后來朝廷還派出人員到各地尋訪亡佚經(jīng)典。于是，《孝經(jīng)》出現(xiàn)了。 《隋書?經(jīng)籍志》有個記載：“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河間，漢高祖時候置郡，治所在樂城（今河北獻縣的東南）；平帝時轄境相當于今天河北獻縣、交河、東光、阜城、武強各一部分。河間人顏芝收藏了《孝經(jīng)》，到了漢初，顏芝的兒子顏貞把它獻了出來。 漢初，河間地方獻書的氛圍很濃。《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劉德很有辦法，一方面留下真本，一方面又很好地繕寫一本交換給送書之人，另外再賞賜金子、絲帛等貴重東西，因此名聲傳播出去，招引來許多人獻書。他得到的書很多，甚至幾乎和整個朝廷的藏書相等。 河間人顏芝的兒子顏貞把收藏的《孝經(jīng)》獻出來，大約也是置身于這種氛圍之中而被感染了，于是獻出父親的藏書。不過細節(jié)就不得而知了，是獻給獻王劉德，還是直接獻給朝廷，或是其他的情況，沒有詳細的記載了。一般認為是河間王劉德將此書獻給朝廷，于是遂為學者傳授的用本。 后來漢代又出現(xiàn)了《孝經(jīng)》的另外一個本子，稱為古文《孝經(jīng)》。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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