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國演義》作者是：元末明初小說家羅貫中。2、作者簡介　　羅貫中（約1330年－約1400年），元末明初小說家。名本，字貫中，號湖海散人，漢族，山西并州太原府人。羅貫中早年曾參與反元的起義斗爭。明朝建立之后，專心致力于文學創作。羅貫中編著的小說有《三國志通俗演義》、《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傳》、《三遂平妖傳》。其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又稱《三國演義》）是羅貫中的力作，這部長篇小說對后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羅貫中有多方面的藝術才能，除小說創作外，尚存雜劇《趙太祖龍虎風云會》。3、《三國演義》簡介　　《三國演義》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全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說。描寫了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之間近100年的歷史風云。全書反映了三國時代的政治軍事斗爭，反映了三國時代各類社會矛盾的轉化，并概括了這一時代的歷史巨變，塑造了一批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　　自《三國演義》問世以來，各式各樣的版樣層出不窮，明代刻本有20多種，清代刻本也有70多種，在中國民間流傳甚廣。康熙二十八年，日僧湖南文山編譯出版日文本《通俗三國志》之后，朝鮮、日本、印度尼西亞、越南、泰國、英國、法國、俄國等許多國家都對《三國演義》有本國文字的譯本，并發表了不少研究論文和專著，對這部小說作出了極高的評價。

羅貫中（名本，約1330年－約1400年），字貫中，號湖海散人，山西并州太原府人，元末明初家，《志通俗演義》的作者。 其主要作品有小說《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平妖傳》《水滸全傳》等。《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三國演義》）是羅貫中的力作，這部長篇小說對后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除小說創作外，尚存雜劇《宋太祖龍虎風云會》

羅貫中，一名羅本，生於元末明初，山西太原人。 元代中期，由於滅宋戰爭的創傷逐漸平息，社會的經濟、文化重心也開始由北方轉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僅成為人口云集、商業發達的繁華城市，也成為戲劇演出和「說話」藝術發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識分子、「書會材人」，如關漢卿、鄭光祖等等，都先后遷徙到了杭州一帶。 身為小說兼雜劇作家的羅貫中，也必然受到這一社會潮流的影響，成為這類南遷作家中的一個。 羅貫中外號「湖海散人」，這個稱號就寄寓著漫游江湖、浪跡天涯的意味。大約在西元一三四五～一三五五年間，他來到了杭州。許多說話藝人在這里說書，一些雜劇作家，也在這里活動。羅貫中與志同道合者為友。加上他對民間文學又極其喜愛，到了這里，自然不愿離開遠去。也就這時，羅貫中結識了當時在杭州居住，但年齡他大二十歲左右的施耐庵。 羅貫中的籍貫又有「東原人」之說，這是他漫游出晉后在「東原」（今山東省）客居過一段時間的緣故。他到這里，是被當時社會上十分流行的梁山泊和宋江的故事吸引而來。他到那里考察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搜集在民間流傳的水滸英雄故事材料。這是他后來參與《水滸傳》編纂創作的一個重要原因。關於「千圣姑」和「貝州王則」的故事，當時也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因此，羅貫中就在這一帶對這個故事進行了搜集、整理，以至有《三逐平妖傳》之作。 約在西元一三六Ο～一三六三年間，「有志圖王」的羅貫中來到了起事稱霸的張士誠那里作客。但是，張士誠并不重視知識分子，也不聽取他們的意見。至正二十三年（西元一三六三年）九月，劉亮、魯淵等人紛紛離去，不久，羅貫中也離開了張士誠，再次北上，到至正二十六年，羅貫中又回到了杭州。《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寫作，當在該年以后。這時，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對歷史、對人生都有了比較成熟的看法，完全具備了創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條件。到明太祖洪武三年（西元一三七O年），羅貫中已寫了十二卷，之后卷數的寫作，是洪武四年以后的事了。 在羅買中寫作《三國志通俗演義》期間，施耐庵從蘇州遷移到興化，并在洪武三年逝世。為了紀念他的師友施耐庵，羅貫中在完成《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后，決定加工、增補施氏的《水滸傳》。成書於洪武四年至十年之間。 在加工、增補《水滸傳》的同時，羅貫中繼續創作歷史演義系列作品。 羅貫中在創作完了這些作品以后，已是六十幾歲的老人了。他為了出版這些作品，於洪武十三年左右從杭州來到了福建，因為當時福建的建陽是出版業的中心之一。但是，羅貫中的這一目的未能實現。 大約在西元一三八五～一三八八年間，羅貫中活了七十歲，在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里盧陵逝世

《三國演義》作者不是羅貫中！ 要解決這一問題，考證《三國演義》的版本源流，顯然是最為關鍵的。然而，這一工作又是非常繁難的。明清以來流傳至今的各種刻本的《三國演義》，今知有30余種，這些版本或存于國內或流于海外，都是一般學者所難以見到的，有條件接觸這些版本的人實在不多。寓居澳洲的柳存仁先生曾對海外所存《三國演義》的版本進行了較詳盡的考察，認為明刻《三國志傳》系統的本子所依據的原本似應早于《三國志通俗演義》而存在（請參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臺灣、香港論集》所收柳存仁文《羅貫中小說之真偽性質》）；北京大學的周兆新先生在其所著《三國演義考評》一書中，對國內現存的幾種《三國演義》刊本進行了詳細的對勘，得出了與柳存仁先生大體相同的結論。這應當說是《三國演義》版本考證方面一個不小的突破。此外，還有不少學者對《三國演義》版本的考證下了不少工夫，英人魏安撰寫了一部《三國演義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專門考證《三國演義》的版本源流。他共搜集到35種版本，將其分為A、B、C、D四支，每一支又分若干分支。若從分析版本流變方面看，魏安的工作可謂詳湛而卓有成效。但他的著眼點是要追求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的原文（魏安1993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即為《追求其原文：〈三國演義〉的考證學》），所以，雖然考證精詳，但結論中卻有許多主觀假設，反而加固了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這一說法。同樣，柳存仁和周兆新二位先生也是在版本研究上突破了一層，卻仍然認同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這一觀點。這就是說，前面所提出的疑問仍未破解。 筆者自1986年開始留意《三國演義》研究，在閱讀有關文獻和學術論文的過程中，越發感到切實解決這一問題對于我們認識中國小說發展史乃至認識我們這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1992年我有幸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師從啟功先生和鄧魁英先生攻讀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我把博士論文題目定為《三國演義研究》，客觀上也有了考察該書版本的條件，因為國內所藏的十余種《三國演義》版本幾乎都在北京。為了得到正確的答案，我調查了北京各大圖書館中所收藏的《三國演義》的各種版本，查閱了相關的文獻資料，取得了大量證據。 這期間，最關鍵的是在國家圖書館查到了一部明代插圖孤本黃正甫刊二十卷《三國演義》，該書在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著錄為“明天啟間刻本”。從表面上看，在明刊《三國演義》各本中，它的出現時間是較晚的，所以，一些學者雖早見過此書，卻未加留意；英人魏安更將其列在D支的刪節本一類，未加考校。實際上，這個黃正甫刊本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早期刊本，只是它的真面目被掩蓋了而已。該書的封面、序言、目錄和君臣姓氏附錄是明天啟三年補配的，正文部分則是早期留下來的舊版！何以見得？一是該書封面標題為《三國演義》，正文各卷卷首則標為《新刻京本按鑒考訂通俗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誠所謂表里不一；二是目錄字體與正文有異，且有部分目錄文字與正文內相應的標題不一致。三是該書前有一篇“山人博古生”所作的序，明言該書“不失本志原來面目，實足開斯世聾瞽心花”。此前，沒有人看出這一點，這引起了我詳細考校此書的極大興趣。我用此書同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作詳細對勘，從書中詩詞、 注釋、故事敘述、文字運用等方面獲得了大量的證據，證明這個黃正甫刊本的刊刻時間實比嘉靖本早20年以上（詳見筆者為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所作的《前言》）。有關黃正甫刊本的考證文章脫稿后，呈啟功先生審閱，先生看后說：“文章寫得很扎實，解決了一個重大問題。”并對其中的個別論述提出了修改意見。后來，我到北京圖書館將黃正甫刊本的影印件呈啟功先生目驗，先生在認真審視了該書的版刻風格后，指出：“這確是明代早期的民間坊刊本，證明你提出的證據是有說服力的。”這個黃正甫刊本的發現，可以說使“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為今所見最早刻本”的固有觀念失去了依據。同時，從該書中也獲得了一些進一步探討《三國演義》的成書與作者問題的線索。這個在福建出現的黃正甫刊本的刊刻時間大約應當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值得注意的是，全書自始至終都沒有提到該書的作者為何許人，也就是說這個今所見最早刻本并不標為“羅貫中編次”。另，柳存仁先生在《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提要》中曾提到一個朱鼎臣本，他對該書的目錄和題 署作了詳細的著錄，該本各卷卷首或無題署，或僅題作“書林梓”、 “建邑梓”，卷之十三題作“古臨沖懷朱鼎臣輯”，卷之十四又題作“羊城仲懷朱鼎臣編輯”，并題“書林梓行”。從柳存仁先生所作的文字說明看，他認為該書也是一個早于嘉靖本的刊本，卻也自始至終不題為羅貫中撰或編次（這個版本出現得較晚，有待詳考）。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后學羅本貫中編次”的字樣在并非最早刻本的明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上出現，完全可能是書商為了鬻書射利而貼上去的標簽。《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作者是羅貫中的說法根本靠不往關于羅貫中，明初無名氏的《錄鬼簿續編》中有他的記載，該書作者與羅貫中有交往，記載說羅貫中是“太原人”，卻沒有提到他叫 “羅本”（今人有說他名“本”字“貫中”，純屬附會）。只說他“樂府隱語極為清新”，寫過三種雜劇。壓根沒有提到他創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等小說，到了近200年以后的明中葉，他怎么竟成了一個天才的小說家？ 羅貫中創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說法，是嘉靖壬午本確定的。該本前面有一篇蔣大器的《序》，《序》云：“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于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可謂言之鑿鑿。然而此說卻有兩處硬傷，一是將羅貫中的籍貫“太原”誤寫為“東原”；二是該書所敘史事實起自“漢靈帝建寧元年（公元168年）”，“終于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前后總計113年史事。而蔣大器說該書所敘“自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終于晉太康元年”，這就是說該書所敘史事只有97年。豈不是睜著兩眼說混話？現在，我們發現了更早出現的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該書前的《君臣姓氏附錄》標題下有一行文字云：“起漢靈帝戊申歲至晉世宗庚子歲止，首尾總計一百一十三年事實。”（其他閩刻本中也有承襲這一說法的）這足以說明蔣大器的《序》中關于《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作者是羅貫中的說法根本靠不往。 然而，要推翻像“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這樣久已深入人心的成說，沒有充分可靠的證據，是不會輕易被人們接受的。明黃正甫刊本的發現，可謂是一個鐵證。此外，為了更加充分地證明這一點， 筆者還考察了自元末明初到明中對近200年間小說的發展，從《永樂大典》等有關文獻中找到了大量的證據，證明所謂“小說史上的200年空白”是一種十分荒誕的說法。從羅貫中生活的那個時代出現的《三國志平話》的內容和流傳情況看，從元明時期的三國戲曲與《三國志通俗演義》的關系來判斷，結論都是相同的，即在元末明初羅貫中生活的那個時代，三國故事還不夠成熟，許多故事還沒有定形，憑羅貫中一個人的智慧，無論如何也編寫不出《三國演義》中那么多精彩的故事來。應當說，這些考察獲得了大量重要的旁證，而從《三國演義》本身，也有許多內證可以證明其成書時間實在羅貫中之后。例如“關云長五關斬將”的描寫，這故事寫關羽從許昌到滑州（今滑縣）去尋找劉備。從地理上看，許昌到滑州直距離不過五百里，且是一馬平川，關羽怎么會翻山越嶺跑到洛陽、汜水、滎陽，繞了個大彎子去過關斬將呢？顯然在地理描述上有錯誤。羅貫中是太原人，他如果寫《三國演義》，不至于造成這樣的地理錯誤吧。 《三國演義》是“演義家”（即說書藝人）的共同創造上述論證足以說明，《三國演義》的作者不是羅貫中，其成書時間應當在明中葉。那么，這部大書是怎樣創作出來的？胡適先生三十年代曾在他所作的《三國演義序》中說：“《三國演義》不是一個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義家的共同作品。”他所說的“五百年”，應當是從北宋到明中葉這段時間；他所說的“演義家”也應當是指如宋人所說的“霍四九說三分”這樣的一代又一代的說書藝人。《三國演義》中的精彩故事都是經這些說書藝人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不斷豐富和完善起來的。到了明中葉，整個三國歷史的系列故事已經相當完善之后，有眼光的書商看到了其中的商機，便與某個熟悉三國故事的下層文人聯手，參閱《資治通鑒》（所謂“按鑒”）等史書，對這些三國故事進行系統的整理（所謂“考訂”），寫成了這部“通俗演義”式的“三國志傳”，然后付梓刊行。啟功先生曾談到有一本《龍圖耳錄》，講包公的故事，所謂“耳錄”，就是有人在書場里聽說書藝人講說包公的故事，每次回家后把它記錄下來，整理成這樣一部“耳錄”的書。《三國演義》的產生亦當是如此。 《三國演義》最初的寫定者應是何方人士，可以推測他當是南方人，這從他對中原地理的無知可以證明。此外，從語言上也能看出這一點，黃權這個人物，在黃正甫刊本中第一次出現時，被誤寫成了“王權”，“王”、“黃”同音造成字誤，也是南方方音所致。如果是太原人羅貫中所寫，就絕不會出現這樣的錯誤。如前所述，早期出現的《三國志傳》多由福建的書坊刊出，這個最初的寫定者也許就是福建人，或者是蘇杭一帶的人。他究竟是誰呢？雖不得而知，但已無關緊要。按照胡適先生的說法，“《三國演義》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寫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學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同上）。這就是說，《三國演義》這部不朽的巨著，實際上是由“演義家”（即說書藝人）們共同創造出來的，所以，這最初的寫定者無論是誰都一樣，他對該書的創作并無多大貢獻。這就是說，像《三國演義》這樣的大書，其中精彩的片段，都應當是由那些說書藝人創作出來的。明代的長篇小說，大多都在每一段或每一回結束時， 有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是說書藝人在書場上為了吸引聽眾而說的“賣關子”的話。到了這樣的小說被記錄下來時，他的寫定者往往連這樣的話也抄錄了下來。可見，是不可以把這最后的寫定者當成作者來看待的。也就是說，絕不可以把它的寫定者當成該書的作者，更沒有理由把羅貫中封為天才的作家供奉在小說藝術的殿堂中。 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重新解讀《三國演義》，如何解讀呢？小而言之，我們再閱讀《三國演義》時，不應當把它當作一本個人創作的小說，更不應當結合羅貫中的思想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來探討該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而應放開眼界，將此書置于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中來予以探討。大而言之，我們應從探討《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思想意蘊、藝術成就入手，結合探討其它幾部明代出現的古典小說名著如《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等的成書過程，惟其如此，才有可能重新認識作為中國古代通俗文學的小說發展史。 馮其庸先生在審讀我的論文中，感到所探討的問題事關重大，為了證實我的論述，馮先生親自到北京圖書館去查閱了這個黃正甫刊本，而后寫出評價。中華書局編審柴劍虹先生則認為拙文有關論證“對于推翻嘉靖壬午本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最早刊本的舊說，對于訂正羅貫中為《三國演義》寫定之作者的成說，都有相當的學術價值。”但上述各位學者，當時都對難以親見黃正甫刊本而感到遺憾。看不到黃正甫刊本的原作，對于留意這一問題的專家學者們和廣大讀者來說，無疑也是個遺憾。所幸人民大學出版社終于將這個黃正甫刊本《三國 演義》請下樓來，使世人得以一睹它的“廬山真面目”。 選自明黃正甫刊本“張松反難楊修”一節，其中“操令破板焚之”一語，嘉靖壬午本將其改為“遂令扯碎其書燒之”，并作來注云：“柴世宗時方刊板，舊本書作‘極’，差矣。今孫武子止有魏武帝注。”該注中所提到的“舊本”即當指黃正甫刊本，這是嘉靖壬午本以前已有刻本的鐵證。 嘉靖壬午本（1522）一致被認為是《三國演義》諸刻本中的最早刻本，但從該書文字刊刻之精美和“張永年反難楊修”一節中“遂令扯碎其書燒云”一語下的這條注釋中提到“舊本”這一事實看，嘉靖本不可能是最早刻本。 原版的《三國演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所出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問問團隊：

《三國演義》全稱《三國志通俗演義》。我國古代歷史演義小說的代表作。明代小說家羅貫中依據有關三國的歷史、雜記，在廣泛吸取民間傳說和民間藝人創作成果的基礎上，加工、再創作了這部長篇章回小說。作品寫的是漢末到晉初這一歷史時期曹魏、蜀漢、孫吳三個封建統治集團間政治、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復雜斗爭。通過這些描寫，揭露了社會的黑暗與腐朽，譴責了統治階級的殘暴與奸詐，反映了人民在動亂時代的苦難和明君仁政的愿望。其結構宏偉而又嚴密精巧，語言簡潔、明快、生動。小說也反映了作者對農民起義的偏見，以及因果報應和宿命論等思想。戰爭描寫是《三國演義》突出的藝術成就。這部小說通過驚心動魄的軍事、政治斗爭，運用夸張、對比、烘托、渲染等藝術手法，成功地塑造了諸葛亮、曹操、關羽、張飛等一批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注】。《三國演義》標志著歷史演義小說的輝煌成就。在傳播政治、軍事斗爭經驗、推動歷史演義創作的繁榮等方面都起過積極作用。

三國演義作者是羅貫中，他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說家。羅貫中（約1330年－約1400年），名本，字貫中，號湖海散人，元末明初小說家，《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作者。山西并州太原府人，其它主要作品有小說：《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三遂平妖傳》、《水滸全傳》。《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三國演義》）是羅貫中的力作，這部長篇小說對后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除小說創作外，尚存雜劇《宋太祖龍虎風云會》。《三國演義》描寫了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之間近百年的歷史風云，以描寫戰爭為主，訴說了東漢末年的群雄割據混戰和魏、蜀、吳三國之間的政治和軍事斗爭，最終司馬炎一統三國，建立晉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國時代各類社會斗爭與矛盾的轉化，并概括了這一時代的歷史巨變，塑造了一群叱咤風云的三國英雄人物。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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