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代日本著名佛教高僧從中國“畢業”

“絲綢之路”一般是泛指文明對話?！昂Ｉ辖z綢之路”則通過海道來實現文明對話。寧波在漢代墓葬中出土了瑪瑙、琉璃瑱等外來的舶來品，證明了在東漢晚期“海上絲綢之路”已經開通。唐代隨著明州港與世界各國和地區交往，不僅有文獻之記載，而且目前在日本列島、朝鮮半島、東南亞諸國以及非洲埃及古都都有往來的實物，在古埃及福斯塔達古遺址中出土的唐、宋時期越窯生產的玉璧底青瓷碗、盤等制品就是“海上絲綢之路”開通的實物例證。

唐代明州（寧波）港是一個全方位開放的港口，不但接納來自阿拉伯（波斯）、東南亞商旅外，而且是東北亞的高麗、東亞日本商旅、學問僧入唐的主要口岸。唐代來華求法，學習天臺宗、禪宗的日本、新羅僧人以明州阿育王寺、天童寺和天臺山國清寺為基地，興起了學習漢文化的熱潮。日本的天臺宗、禪宗曹洞派尊天臺山國清寺、阿育王寺和天童寺為祖廟。唐日本最澄大和尚學習天臺山天臺宗，歸日后創日本天臺宗，明州成了佛教文化傳播的重要口岸之一。

兩宋時期，明州是漢文化輸出的主要港口。東亞、東北亞以及東南亞，大批的學問僧來華求法，商旅以明州港為中心，開展了全方位通商貿易與文化交往活動。

第一，兩宋時期，特別是南宋朝廷建都臨安，與各國交往頻繁。北宋朝廷在廣州、杭州、明州建立三個市舶司，南宋增加了泉州市舶司。因市舶使、司的建立，使這幾個設有市舶司的港口與各國商貿活動文化交流更為活躍(詳見《萬里絲路——寧波與海上絲綢之路》)。

第二，明州港地處長江三角洲，由于它地理位置優越，水陸交通與其他港口相比，明州通過千里水道的浙東大運河與京杭大運河貫通，從明州入口可直達朝廷的政治中心。而且這條千里水道方便、安全、供應有保障。因此各國使節、商旅、學問僧都喜歡從明州入宋，明州成了兩宋時期主要的一處對外開放港埠。

第三，明州港本身文化底蘊豐厚，吸引著東亞、東北亞的學習漢文化的各界人士。明州僅在市內，從唐代開始建有寺廟十余座，這些寺廟都有高僧主持，傳授中國佛教文化。來自東南亞、波斯的伊斯蘭教城內就有他們的祖廟。寧波著名的天童寺、阿育王寺是佛教禪宗的祖廟，日本佛教、新羅佛教都是從這里傳播發揚光大。從這個角度看，寧波是一處佛教文化豐厚的寶地。宋日本著名的道元禪師、榮西禪師就是從明州天童寺、阿育王寺修行畢業的高僧，在日被尊為一代宗師，佛教禪宗曹洞派的創始人。

元代，明州稱慶元，當時慶元港比宋代還要開放，在東亞幾乎包辦了日本、高麗的一切交往，當也包括兩地的海外貿易。

日本“入元僧名傳至今的，實達二百二十余人之多”，來往于日本博多津與慶元港之際。元代統治中國90年間，曾發動三次海上遠征活動，其中二次與慶元港有關。公元1282年，第二次跨海東征日本，一路發戰船900余艘，從朝鮮半島出發，一路發船3500余艘，由慶元港出發會攻日本，因遇臺風，舟返慶元。另一次公元1292年9月，征爪哇，發兵2萬，戰船千艘，會慶元，登舟渡海，表明了慶元港在海上交通中所占的地位。同時也反映了元代慶元港具有相當的綜合實力。

在元代，從溫州市舶司到上海市舶司的多個市舶司均并于慶元市舶司，不僅管轄的范圍擴大，而且權力也集中于慶元，慶元港一度成為元代的一個世界性主要港埠。

明代由于實行了“海禁”繁榮興盛的國際交往與通商貿易，霎時變得冷冷清清，寧波港從此一蹶不振……。這就是寧波海上絲綢之路簡要的歷程。

寧波“海上絲綢之路”對外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主要表現在：

第一，佛教文化廣泛傳播影響深遠。唐宋時期明州的佛教文化十分興盛，因此吸引著東亞、東北亞、東南亞地區僧人來學習佛教文化的主要口岸。典型的是唐代日本學問僧受命來浙江學習佛教，天臺宗的創始人最澄大和尚就是一個典型。來明州入境去天臺山學禪歸去，后又來明州學禪后歸國創日本天臺宗教義；新羅義天、義通入明州學禪（天童寺、阿育王寺）歸國創天臺宗（當時天童、阿育王寺也屬天臺宗，后來主持換了成為禪宗）。這些名僧回國成為傳播中國佛教的一代主持。中國佛教文化原由印度傳入，傳入中國后經過中國僧人多年的交融，成為中國式佛教，為東北亞朝鮮半島、東亞日本列島人民學習與傳播，為中國漢文化輸出的主要一支文化。目前日本列島的佛教寺廟，建筑的布局，形制很多與中國相似；在寺廟中的布置，中國式的烙印氣氛還相當的濃厚，為后世傳佛繼承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二，全方位學習漢文化推進文化繁榮。這里指的除佛教外，還有許多新羅、日本、東南亞僧人、商旅，有使命有目的地來明州直接學習、移植漢文化。包括經學；建筑文化、雕塑藝術（佛像），宗教禮儀，法器輸出等。在唐宋時期，可以說東亞、東北亞和東南亞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是相當的頻繁，而且內容不僅是與佛教文化相關的學科，而是全方位的進行吸收移植，對整個東亞區域的文化繁榮、進步起到了很大的推進作用，也可以說中華文化為人類的進步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影響十分深遠。

第三，科學技術的輸出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寧波是科學技術輸出的主要窗口，學習科學技術是深層次的，它與一般文化交流不但層面上不同，而且在內涵上也是不一樣的。日本人民從唐代開始就學習中國制瓷技術，由于只從外表造型學習，一直都沒有真正的將越地燒制青瓷的技術學到手，日本人明代入江西景德鎮學技藝，在這時日本才真正將中國制瓷技術學到手。因此日本到明代才能燒制成功瓷器。所謂深層次指科學技術層面上。典型的例子，如新羅到高麗時代，半島人民熱衷于學習浙江的越窯制瓷技術，這一技術是深層次交流，不是講講就能吸收，通過不斷的實踐學習、移植、包括人才的引進、技術的引進。在五代到北宋時期，終于創燒了新羅青瓷。他們從進口越瓷到移植仿造越器，再經過創新才燒制成功新羅青瓷，是科學技術輸出的一個典型。

【作者簡介】林士民：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主要著作有

《海上絲綢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青瓷與越窯》、《三江變遷——寧波城市發展史話》、《萬里絲路——寧波與海上絲綢之路》（沈建國合著）、《再現昔日的文明——東方大港寧波考古研究》、《中國越窯瓷》上下二冊（林浩合著）、《寧波造船史》等，享受寧波市市級勞模待遇和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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