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謎。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班固等人都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寫。司馬遷《史記

相傳為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左傳》是我國第一部記事詳贍完整的編年史，也是優秀的散文典范。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是用歷史事實來解釋《春秋》的著作，相傳為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春秋》是概括的記述歷史，而《左傳》則詳細的記載事件本末細節，此書豐富多彩，敘述了春秋時期各諸侯國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情況和歷史人物的言行。《左傳》原名《左氏春秋》。漢朝人說是春秋末年的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近代人認為系戰國初年的學者根據各國的史料編成的，它不全是對春秋的解釋。它順延著魯國十二個國君的次序，記載了春秋時期各諸侯的政治、外交、軍事等方面的活動及有關人物的言論。《左傳》重要注本有晉代杜預集解、唐代孔穎達作疏的《春秋左傳正義》和清代洪亮吉注的《春秋左傳詁》等。《左傳》散文最突出的成就是長于敘事，其主要特點是簡潔生動，工巧嚴謹。作者創造性地運用了不少出色的藝術手法，使其敘事文約事豐，精妙優美，達到了微而顯、婉而辯、精而腴、簡而奧的辯證統一。尤為出色的是，《左傳》特別善于描寫戰爭和外交辭令，這是它高超的敘事藝術的集中體現。《左傳》之寫戰爭，結構完整，情節精彩，運筆靈活，并不局限于正面的戰斗場面描寫，而能著眼于戰爭的前后左右；重在描述戰爭的來龍去脈和勝敗的內外因素，以歷史家的卓越識見，揭示其前因后果、經驗教訓，因而波瀾起伏、跌宕多姿。并且還以簡練形象之筆，描寫戰爭中的人物和事件，繪聲繪色。這樣的戰爭描寫，不僅前所未有，而且后所難及。《左傳》散文藝術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善于寫人。《左傳》雖以年為經，以事為緯，并非自覺描寫人物，但畢竟涉及了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全書有姓名可稽者，幾近三千之眾。其中形象較為鮮明、具有一定個性者為數不少。作者通過一系列政治、軍事、外交活動的描述，刻畫了許多各具性格特征的動人形象。《左傳》散文藝術的又一突出成就是工于記言。春秋時列國外交空前頻繁，行人聘問講究外交辭令。這些外交辭令經《左傳》采錄后精心提煉，都已成為千古傳誦的美文。

《左傳》魯·左丘明 《漢書》由我國東漢時期的歷史學家班固編撰 《史記》是由司馬遷撰寫的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左傳: 左傳,春秋左氏傳,中文古典典籍,編年體,左傳,編年體,歷史,漢朝,谷梁傳,左丘明,司馬遷,《 左傳 》是中國古代一部 編年體 的 歷史 著作。《左傳》全稱《 春秋左氏傳 》，原名《 左氏春秋 》， 漢朝 時又名《 春秋左氏 》、《 左氏 》。漢朝以后才多稱《左傳》。它與《 公羊傳 》、《 谷梁傳 》合稱“春秋三傳”。古代編年體歷史著作。儒家經典之一,西漢初稱《左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或稱《春秋古文》（《史記·吳世家》）。西漢末年劉歆所見到的則稱“古文《春秋左氏傳》”，《左傳》就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劉歆認為《左傳》是傳《春秋》的，所以他就拿傳文去解經,使之互相說明。在漢代,《春秋》與《左傳》本來是各自單行的，晉代杜預在劉歆、賈逵等前人解釋的基礎上，把“經”（《春秋》）與“傳”（《左傳》）按紀年合并到一起成為一部書，而加以系統解釋，這就是《春秋經傳集解》。六朝人書《左傳》關于《左傳》的作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是左丘明。唐代趙匡首先懷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進一步提出：“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他還提出《左傳》作者可能是吳起。還有人主張為劉歆所作的，不過這些懷疑之說都沒有充分根據。關于左丘明的記載最早見于《論語·公冶長》。唐孔穎達認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傳序疏》）。清代朱□尊認為左丘為復姓（《經義考》）。清代俞正燮又認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類稿·左邱明子孫姓氏論》）。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詳。《孔子家語·觀周篇》說：“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里。”未知所據。不過一般論者據《左傳》所記事實，都認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宋代劉叔剛刻本《春秋左傳注疏》《左傳》的寫作年代,至今沒有定論,清代崔述根據書中文風及記事繁簡分析,主張“上距定、哀未遠,亦不得以為戰國后人也”（《洙泗考信錄·余錄》）。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則據顧炎武《日知錄》卷四《左氏不必盡信》條說:“左氏預斷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驗,孝公后概無征，則左氏時代從可推斷。”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因而推測：成書在公元前403年魏斯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張作《左傳》的左丘明與孔子所見過的左丘明為兩個人。《左傳》記事基本以《春秋》所載魯十二公為次序，但在魯隱公元年之前，有魯惠公生魯隱公及隱公即位的說明；魯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錄了魯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晉國知伯被殺之事。全書內容包括聘問、會盟、征伐、搜狩、城筑、婚喪、篡弒、族滅、出亡等。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下，記錄了諸侯、卿大夫的活動，并把筆觸深入到商賈、卜者、刺客、樂師、妾媵、百工、皂隸等階層；通過對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等霸業盛衰的敘寫，反映了當時諸侯國之間錯綜復雜的角逐；而對魯季孫氏、齊田成子、晉國韓、趙、魏諸卿與公室的矛盾,鄭子產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會內部的變革及其趨向。左氏在敘事中敢于直書不諱，帶有鮮明的傾向性。他往往以“禮也”、“非禮也”作為對人物的評判，表現了保守的倫理觀念,但總的說來,是非、愛憎觀念和歷史觀還是比較進步的。例如書中既肯定霸主的歷史功績，又不避諱齊桓公好內多寵與公子重耳的貪圖安逸。又如敘“晉靈公不君”（宣二年）、陳靈公“衷其祀服，以戲于朝”（宣九年）、齊莊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勝與鄔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過富有特征的細節描寫，把統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惡污穢揭露無遺。而忠良機智的晏嬰、剛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遠見的子產等人，則被作為系國之安危的人物來加以肯定和贊揚。書中還貫穿著適應當時歷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觀點。這種觀點通過隨季梁（桓六年）、宋司馬子魚(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晉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產為政（襄二十五年），韓獻子論欒武子報楚（成十五年），齊晏嬰、晉叔向論齊晉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論撫民（昭十九年），逢滑對陳懷公（哀元年）等，都強調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軍事斗爭中的作用，從而得出“國將興，聽于民”的結論。這里表現了作者進步的思想傾向。前人評說“左氏艷而富”（范寧《□梁傳序》），“《春秋》謹嚴，《左氏》浮夸”（韓愈《進學解》），這正表明《左傳》在文學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強。從《春秋》只作大事記式的記錄，到《左傳》中出現戲劇性的故事情節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歷史散文的一大進步。如隱公元年記“鄭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有組織、有層次地加以敘述,表現了鄭伯的狡詐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釀禍，概括了鄭國統治集團內部幾十年斗爭的歷史。莊公八年齊連稱管至父之亂、宣公二年趙盾諫晉靈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難等，都寫得有聲有色。從中既可看到歷史的進程，又可看到出現于歷史舞臺上的人物的舉動神情。把歷史的真實性、傾向的鮮明性、表達的形象性結合起來，通過具體的人物活動去展現歷史畫面，創立了中國歷史撰述的優良傳統，為后世史傳文學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敘寫戰爭是《左傳》的所長。全書寫軍事行動400多次，其中以晉楚城濮之戰（僖二十八年）、秦晉□之戰（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晉楚□之戰（宣十二年）、齊晉□之戰（成公二年）、晉楚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戰役最為出色。作者能把每一戰役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寫戰場交鋒多用略筆，戰爭之起因、戰前的策劃及戰后的影響則詳寫，把戰爭的勝負與參戰國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將帥的品格等因素有機地聯系起來，寫出了某種歷史的必然性。《左傳》敘述戰爭尤其講究謀篇。短篇如齊魯長勺之戰（莊公十年）先略敘魯師得勝，而后詳敘曹劌論其所以勝，由表及里，詳略得宜。中篇如秦晉□之戰寫蹇叔哭而送師，有先見之明,穆公哭而迎師，知錯能改,一首一尾遙相呼應。長篇如晉楚城濮之戰，標出“取威定霸”為綱，文隨戰機，時緊時緩，幾開幾合，使情勢波瀾起伏，跌宕多姿，最終以周王冊命晉文定霸作結。這些都是鮮明的例證。作者還常常在激烈緊張的戰爭氣氛中，插入生動有趣的細節，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獻、下車免胄、執□犒師等，顯得優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說：“夫記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傳》。”應對辭令也是《左傳》中富有文學意味的一個部分。當時諸侯國往來頻繁，使臣是否善于辭令，不但關系到個人榮辱，并且關系到國家安危。書中如“陰飴甥答秦伯之問”（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齊師”（僖公二十六年）、“燭之武退秦師”（僖公三十年）、“王孫滿論鼎之輕重”（宣公三年）、“賓媚人責晉”（成公二年）、“知□對楚王問”（成公三年）、“戎子駒支責晉于朝”（襄公十四年）、“子產論毀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記述辭令，無不曲折縝密，委婉盡致,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唐代劉知幾《史通》說,《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劉熙載認為：“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藝概·文概》）可見其語言精要已成為歷代楷模。此外,作者運筆靈活多變,如“秦晉嬴之戰”中寫文嬴請釋秦囚，先軫怒，“不顧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寫楚子拊軍，“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如“晉楚□之戰”寫晉師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晉兵脫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晉兵解嘲說：“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這些描寫，或細膩，或夸張，或詼諧風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左傳》對后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漢司馬遷發展了《左傳》的傳統，寫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記》。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不僅內容上與之相接續,體裁、手法亦以之為法。宋人對“《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陸游《楊夢錫集句杜詩序》）。現存《左傳》注本最早的為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兩部。清有顧炎武的《左傳杜注補正》、惠棟的《左傳補注》、洪亮吉的《春秋左傳詁》，近人有劉文淇的《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今人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左傳》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舊時相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左傳》實質上是一部獨立撰寫的史書。它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魯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 作者簡介　　左丘明，姓左丘，名明（一說姓丘，名明，左乃尊稱），春秋末期魯國人。左丘明知識淵博，品德高尚，孔子言與其同恥。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太史司馬遷稱其為“魯之君子”。 　　左丘明出身的家族世代為史官，曾與孔子一起“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據有魯國以及其他封侯各國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國古代第一部記事詳細、議論精辟的編年史《左傳》，和現存最早的一部國別史《國語》，成為史家的開山鼻祖。《左傳》重記事，《國語》重記言。 真正作者　　《左傳》記事年代大體與《春秋》相當，只是后面多十七年。與《春秋》的大綱形式不同，其內容記述了這一時期列國的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有關言論，以及天道、鬼神、占卜、占夢之事等；作者對凡是可以借鑒和勸誡的都進行記載。 　　《左傳》的作者，最為可信的就是左丘明。一說姓左，名丘明；一說復姓左丘，名明。雙目失明，曾任魯太史；與孔子同時，或在其前。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班固等人都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作。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但并無任何依據。此后，有些學者也持懷疑態度。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國時人；鄭樵《六經奧論》認為是戰國時的楚人；朱熹認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項安世認為是魏人所作；程端學認為是偽書。清朝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仍然以嚴謹的史料為依據，認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為斷言它是西漢末劉歆偽造。但在劉歆以前《左傳》已被許多人抄撮或征引過，故康氏之說也難成立。今人童書業則認為是吳起所作，但吳起的性情與左傳截然不同；趙光賢認為是戰國時魯國人左氏所作。但當代學者多認為是戰國初年左丘明所作。

《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儒家十三經之一。《左傳》既是古代漢族史學名著，也是文學名著。《左傳》是中國第一部敘事詳細的編年史著作，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史官左丘明根據魯國國史《春秋》編成，記敘范圍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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