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研掉出第一梯队，是高校改革之痛？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返樸 （ID：fanpu2019），作者：周舒義
新一份報告顯示，日本科研正在掉出一流行列。博士生人數連年降低，青年研究人員待遇低、壓力大，基礎研究環境不斷惡化…… 這一切，都要從一場改革說起。
日本的科研影響力一跌再跌，科研產出相關的多項關鍵指標跌出世界前十。日本文部科學省（MEXT）近日發布的《日本科學技術指標 2023》（Japa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2023）報告，清楚顯示了上述結論。
根據報告，日本研究人員總數位列全球第三，僅次于中國和美國，但規模龐大的隊伍并未產出與之相稱的成果。以全球前 10% 的高引論文為例，日本的年均發表量在去年的報告中被韓國和西班牙超越，排名跌至第十二；在這次的報告中又被伊朗超越，排名第十三，跌出歷史新低。
這份自曝其短的報告，著實讓人大跌眼鏡。畢竟，在外人印象中，日本擁有亞洲最多的頂尖科學家 —— 它是全球諾獎得主最多的前十個國家中唯一的亞洲國家。如今，日本科研為何落得如此境地？
日本科研正在“空心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科學技術與學術政策研究所 (NISTEP) 的統計數據表明，20 多年來，日本科研影響力的下滑趨勢明顯。
從被引排名前 10% 的論文看，在 1999 年-2001 年、2009 年–2011 年、2019 年–2021 年這三個時間段，日本平均每年發表的論文篇數分別為 4443、4355、3767，呈下滑態勢；全球占比分別為 6%、3.8%、2%，排名從第四跌至第六，再跌至第十三，跌幅顯著。被引排名前 1% 論文的份額從 20 年前的 4.5%，一路下滑至現在的 1.7%，論文總數的份額也從 8.8% 下滑至 3.8%。
報告作者之一、NISTEP 科技前瞻與指標中心主任伊神正貫（Masatsura Igami）表示，“日本目前的研究環境很不理想，而且不可持續。必須著手改善研究環境。”他認為，“日本研究人員的生產力其實并沒有降低。但過去幾十年來，其他國家的研究環境已經改善了太多。”
中國就是這樣的“其他國家”—— 其研究產出在過去 20 年里迅速增長，和日本形成了鮮明反差。對比 1999 年-2001 年和 2019 年–2021 年這兩個時間段，中國年均發表的高被引論文（被引排名前 10%）從 1493 篇攀升到 54405 篇，增長了 35.4 倍，全球占比從 2% 增長到 28.9%，排名從第十躍升至第一。
日本科研能力式微，其實不是新聞。早在 2016 年，諾獎得主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就指出，日本的年輕研究人員正在減少，科研經費也不足，科學研究正在“空心化”。他對日本熱衷實業、忽視基礎研究的傾向深表憂慮，認為“有用”這個詞正在戕害社會。自 2003 年以來，日本博士學位攻讀人數呈長期下降趨勢，而攻讀在職博士的人數持續上升，比例達 41.7%。近年來日本年輕研究人員急功近利的風氣抬頭，還出現了小保方晴子造假這樣的丑聞。
雖然日本科學家屢屢摘得諾獎桂冠，但獎項評選存在滯后性，反映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科研水準。自 2000 年以來，日本 20 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平均獲獎年齡為 70 歲，做出奠基性成果的平均年齡為 41 歲，平均相差 29 年。20 名獲獎者中，僅山中伸彌（Shinya Yamanaka）一人的獲獎成果是在本世紀（2003 年）做出的。
科研經費連年削減
對于研究水平下降的問題，學界已有很多解釋。其中比較主流的看法是，肇始于 2004 年的“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衍生出的一系列問題，損害了日本的科研能力。
國立大學是日本科研產出的主力，而“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讓其獲得了獨立法人資格，擺脫了文部科學省的直接控制，實現了部分私有化。
改革是多方因素共同推動的結果：彼時，日本人口老齡化導致學齡人口不足，高校生源競爭加劇，部分學校面臨學生不足、瀕臨倒閉的窘境；經濟在泡沫破滅后陷入長期低迷，政府財政面臨較大壓力。1999 年，小淵政府確立了 10 年內削減 25% 公務員數量的目標，當時的國立大學共有 12.5 萬教職員工，均屬國家公務員編制，于是法人化改革順理成章地提上了議程。
改革的初衷，是提高國立大學的“自律性”和“自主性”，使之“富有個性”和“具有魅力”。具體措施包括取消高校教師公務員編制、建立中期評估制度、縮減政府撥款等等。提案甫一推出，即遭到來自國立大學的強烈抵抗。幾經辯論、妥協，2003 年 7 月 16 日，《國立大學法人法》正式公布，自 2004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
自此開始，日本對國立大學的資助金額以每年 1% 的比例削減，從 2004 年的 1.24 萬億日元下降到 2022 年的 1.08 萬億日元。到 2019 年，日本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僅占 GDP 的 0.5%（美國為 0.9%）。
伊神正貫分析，資金不足正是日本科研下滑的重要原因。報告顯示，過去二十年里，美國、德國高校領域的研究經費上漲了 80%，法國上漲了 40%，韓國增長至四倍，而中國足足增長了十倍。相比之下，日本僅增長了 10%。
立校超過百年，曾出過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鈴木章（Akira Suzuki）的北海道大學，在經費連年削減的壓力下，2016 年曾一度宣布預備大幅裁員。即便北海道大學每年都達成了劃定的各項教學研究指標，但日本政府在未來持續削減高教經費的方向不變，因此需在六年內再壓低 14.4% 的人事成本，相當于 205 名專任教授的薪資。
有研究表明，2006 年到 2009 年間，在政府財政支持減少的背景下，超過半數的國立大學無法憑借學費和附屬醫院收入彌補差額。即使納入不斷增長的“競爭性經費”，仍然有約四成的國立大學面臨財政困難。
學術界職業前景黯淡
經費連年削減，受沖擊最嚴重的，是渴望謀一份職位的科研新人。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下，找一份教職越來越難，找到的教職也越來越不穩定。據一項 2015 年的調查顯示，35% 的國立大學在教授退休后不考慮補缺。統計顯示，在全體國立大學中，35 歲以下年輕教師所占比例從 2004 年的 13.4% 下降到 2013 年的 9.8%，但短聘教職比例從 2007 年的 52.9% 上升到 2013 年的 73.5%。
在日本，研究團隊普遍盛行論資排輩，資深研究員掌控著研究方向和資源，新人通常只能扮演輔助角色。資源的持續收緊，讓年輕人更難有出頭之日。伊神正貫指出，目睹同儕在熬資歷中苦苦掙扎，可能會勸退年輕科學家投身科研事業。他說，過去二十年來，日本的博士生數量減少了 21%。吸引經驗比本科生、碩士生更豐富的博士生進入實驗室，將是提高日本科研影響力的關鍵。“與過去相比，日本的研究環境并沒有改善，隨著大學越來越多地為研究人員提供短聘崗位，學術界的職業前景只會變得更加黯淡。”
在削減直接撥款金額的同時，法人化改革也引入了大量“競爭性經費”作為補償。但這又造成了新的問題：迫于經費不足，研究人員不得不忙于應付各種考核評估來爭取“競爭性經費”，這些行政事務嚴重擠占了實際用于科研的時間。
根據文部科學省 2020 年的一項調查，2002 年到 2018 年，日本高校研究人員的實際研究時間占比從 47% 下降至 33%。2023 年 4 月，一項針對日本 81 所大學 980 名醫院醫生的調查顯示，平均有 50% 的講師、近 65% 的助理教授每周科研時間不足 5 小時，還有 15% 的助理教授根本無法開展研究工作。
此外，由于財政緊缺，學校配置的后勤員工嚴重不足，很多與科研無關的雜事都要研究人員親力親為，這讓本不富裕的研究時間雪上加霜。“從實驗室外國成員的簽證文件，到房東打來電話說你的學生拖欠房租 —— 只要你是項目負責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這些你都得管。”日本豐橋技術科學大學（Toyohas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小野遙（Haruka Ono）在接受 Nature 采訪時表示。她曾發起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研究時間不足是日本科研新人對工作不滿的重要原因，他們認為行政事務過于繁重。
日本科學委員會（Science Council of Japan）的科研新人代表、日本東京大學計算生物學家巖崎涉（Wataru Iwasaki）表示，希望配備額外的后勤員工，包括行政人員、實驗室技術員和業務專員，好讓研究人員專注于科研。目前，日本大學平均每 20 名研究人員配備 1 名后勤員工，明顯落后于其他主要國家。小野遙補充道，更多的后勤員工可以更好地扶持新人進行自主研究，有助于打破論資排輩的壁壘。
此外，自籌經費也對弱勢大學造成了沉重壓力，馬太效應愈加明顯。一些著名綜合性大學在法人化第一年獲得的外部資金就達 269 億日元，而一些以文科為主的地方國立大學或教育類大學在第一年僅獲得不到 1 億日元的外部資金。為了爭取更多經費，大學不得不響應政府的“指揮棒”，降低基礎研究比重，向應用研究靠攏。日本學界呈現出“產業化”、“空心化”的趨勢。“高校研究人員被要求更多地在教學、產業合作和社區參與方面扮演多面手。在醫學領域，青年研究人員需要承擔更多的臨床工作，來保證醫院的收入。” 伊神正貫說，“大學以多種方式回報社會誠然有好處，但這擠占了專注研究的時間。”
為走出困局，日本政府做了一系列的修補舉措。例如 2021 年，日本公布了一項總額 10 萬億日元（合 750 億美元）的大學基金計劃。該基金由政府出資設立，將于 2024 財年開始運營，旨在效仿美國私人研究機構的模式，投資股票、債券，預計年回報率為 3%。相關人員表示，參與計劃的大學預計獲得最長為期 25 年的資金支持。2023 年 9 月，日本東北大學成為該計劃的唯一候選者。
大學法人化改革，或是大勢所趨，但其中的利弊得失，現階段尚不能蓋棺定論。正如經合組織在 2004 年的一份報告中所提到的 ——“法人化制度雖然不能說是錯的，但也不能說是對的。”在改革推動之初，日本東北大學工學研究科名譽教授原山優子（Yuko Harayama）寫道，法人化改革的路徑有兩種：“Big-bang（激進主義）”和“Gradualism（漸進主義）”。或許就像這兩個單詞暗示的那樣：日本科研產出沒有“Big-bang”，并不是研究人員們不夠努力 —— 因為不論是科研還是改革，都需要更多時間。
主要參考來源
[1] https://nistep.repo.nii.ac.jp/records/2000006
[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3290-1
[3] https://ajmc.jp/news/2023/04/18/5051/
[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0666-1
[5] https://www.mext.go.jp/a_menu/koutou/houjin/1418116.htm
[6]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P20220316001-202201-202203230012-202203230012-91-114
[7] https://iss.ndl.go.jp/books/R000000004-I023750713-00
[8]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en/news/backstories/267/
[9] “Japa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2023”，NISTEP RESEARCH MATERIAL No. 328, 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okyo. DOI：https://doi.org/10.15108/rm32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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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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