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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絕：曹操；義絕：關(guān)羽；智絕：諸葛亮

喬國老，注意不是“喬玄”。喬國老，又稱喬公（后世盛傳東漢末年的江東美女大喬、小喬為漢太尉喬玄之女，實為誤傳）。相傳東漢末年，丹徒出了個隱士焦光，漢獻帝曾派出專人請焦光出山，那個使者就是喬國老。喬國老沒有完成任務(wù)，卻見漢獻帝的大權(quán)旁落，軍政大權(quán)操縱在曹操手里，他無法回京復(fù)命，于是就在丹徒的長山以北、與其毗連的五洲山安頓了下來，他們住的地方就叫喬家門。喬國老的這雙女兒，大喬配孫策，小喬嫁周瑜，一個是東吳之主，一個是執(zhí)掌帥印的大都督。這都是有歷史根據(jù)的，《吳書·周瑜傳》里記載：“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喬）公兩女，皆國色也，（孫）策自納大喬，（周）瑜納小喬”。所以當喬國老導(dǎo)演了甘露寺相親這出喜劇，孫權(quán)也是無可奈何。新三國喬國老形象婚后，孫策轉(zhuǎn)戰(zhàn)各地，開創(chuàng)東吳霸業(yè)，與大喬聚少離多。后來大喬搬到了離喬家門不遠的大喬村，小喬和周瑜也經(jīng)常到丹徒來，他們住在大喬村的東面，后人稱為“小喬村”。清朝詩人楊鑄到喬家門的二喬村時，就寫了著名的《二喬村曲》：“溪溪泠泠響哀玉，騎驢客訪喬公屋，屋旁古柏郁春煙，老干紛披漢時綠。每從青史思明眸，江東僚婿偏風流。伯符公瑾作佳偶，英雄國色皆千秋。何似天全窈窕容，芳名貞淑艷江東。我來吊古重澆酒，村外桃花落晚風。”大小喬村及喬家門這個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它們均在長山以北的五洲山下。不幸的是，婚后僅四個月孫策在丹徒汝山遭人伏擊，重傷后不治身亡，時年26歲，大喬約17歲。從此史料上就很少有大喬的記載。大喬去世后，一說他的遺體與孫策合葬在橫山，民間流傳文革的時候橫山還有墓碑上書：“東吳孫策之墓”。橋蕤說《三國志·吳書九》中記載，大橋、小橋為“橋公”之女。二喬之父可能是橋蕤（《吳書》橋蕤被表記為喬蕤），這是有一定歷史依據(jù)的。橋蕤在193年被袁術(shù)任命為大將軍，大將軍在東漢地位在地位上高于三公。橋蕤和孫策有交情，“術(shù)大將橋蕤張勛皆傾心敬(孫策)焉”，自然可能被孫策稱為“橋公”。橋蕤在197年死于戰(zhàn)死，他三國智原畫-喬國老的子女皆留壽春。僅在二橋被孫策周瑜虜獲的2年前，年齡較于喬玄可以說得通。按《三國志》的記載剖析二橋或為橋蕤子女的經(jīng)歷，197年橋蕤死后，二橋為父守喪。199年6月袁術(shù)失勢敗亡后，他的從弟袁胤等“畏懼曹操，不敢守壽春，乃共舁術(shù)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前往皖城投奔劉勛。這“部曲男女”自然是袁術(shù)部下的家眷[4] 。這與六個月后孫策周瑜破皖城得二橋，并稱她們之前“流離”——失去父親，逃奔皖城等情況是相吻合的。二喬即使不是橋蕤親女，至少應(yīng)是橋蕤一族的女性。另，破皖城后除了二橋以外，地位高崇的袁術(shù)之女袁夫人后來亦成為孫權(quán)妃嬪。既然如此，周瑜孫策納原本貴為袁術(shù)的大將軍的橋蕤二女為妾也是符合邏輯的。孫，周納二喬，既給了橋蕤一個交代，又拉攏淮南貴族，豈不美哉。橋玄說清代人沈欽韓在《兩漢書疏證》一書中說：“橋公者，太尉橋玄也。漢制為三公者方稱公。”沈欽韓的意思是，只有官至“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人才能被稱作“公”，因此《三國志·吳書九》中記載的“橋公”必為漢太尉橋玄。沈欽韓的說法被多方引用，幾成定論，但實際是沒有歷史依據(jù)的。清代末年的盧弼就在其所著的《三國志集解》中指出：“弼按權(quán)呼張昭曰張公，時人呼程普為程公，世人呼龐德公為龐公。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見《漢書·賈誼傳》。于公治孝婦獄，郡中大敬重于公，見《漢書·于定國傳》。是皆不必三公始稱公也。”可見在當時，并不是只有官至“三公”的人才能被稱作“公”，因此沈欽韓的說法是不成立的。盧弼在《三國志集解》里還指出：“又按本傳橋公二女為攻皖時所得，據(jù)《寰宇記》，橋公為舒州懷寧人，即漢之廬江郡皖人。《后漢書·橋玄傳》玄為梁國睢陽人，兩不相涉。果為玄女則阿瞞方受知于玄，銅雀春深早已如愿相償，伯符、公瑾不得專此國色矣。《后漢書》、《三國志》絕無一字及之，沈說之誤無疑矣。”這里再一次論證了沈欽韓的說法有誤。另外，孫策、周瑜分別納大、小喬是在攻破皖城之后；是199年的事。而喬玄183年就已正常去世，死時已有七十五歲，從年齡上來看，也不可能是大、小喬之父。

總結(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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