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唐人喜歡在寫墓志的時候貼金已不是新聞，墓志銘中各種隱惡揚善、粉飾乾坤、無中生有的情況屢見不鮮，而唐人自己對此也有著很清醒的認識：“大凡為文為志，紀述淑美，莫不盛揚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變，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稱者，亦必模寫前規(guī)，以圃遠大。至天下人視文而疑者過半，蓋不以實然故絕。”通觀這些墓志可知古人寫墓志時往往最講究兩點：一是為逝者諱，不揭其短；二是為逝者捧，乃至無中生有為其貼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詩就對這種現(xiàn)象作了嘲諷：勛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銘勛悉太公，敘德皆仲尼。復(fù)以多為貴，千言直萬貲。 為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 豈獨賢者嗤，仍傳后代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詞。 我聞望江縣，麹令撫煢嫠。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 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記載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這樣才有機會流傳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實干的人卻因為沒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聲淹沒在歲月中，最后也就只有當?shù)厝酥馈０拙右状嗽娬侵S刺了這種為了立碑而夸耀門第、歌功頌德之風。因為根據(jù)史書的記載，當時人為了給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銘，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筆價錢專門找人來撰寫，而撰者為豐厚的利潤所驅(qū)使，也不管逝者的為人品德事跡究竟如何，只為了應(yīng)付所需，隨手就能寫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樣偉大的為賢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舊唐書·李邕傳》中就有記載：“邕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數(shù)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書法家，尤其擅長歌功頌德的碑文，也正因為有著“鬻文獲金”這樣強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雖然經(jīng)常被貶官，但生計并不成問題，甚至還能用這些潤筆費來應(yīng)付結(jié)友交游所需的巨大開銷。劉禹錫也曾在祭韓愈文中說過：“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提到韓愈因為善寫碑文，經(jīng)常通過給別人寫碑文而賺取巨額稿費一事。事實上韓愈曾為王用撰寫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作為報酬。韓愈還在《平淮西碑》大力稱贊了韓弘的貢獻，因此得到了韓弘的“絹五百匹”，即相當于四百貫錢，而韓愈當時一個月的薪水僅二十五貫錢，一年也不過三百貫，由此可知這種潤筆費極為可觀。至于韓愈其他的“諛墓”之作，頗受時人譏諷，他的朋友劉叉曾十分眼紅韓愈寫碑文賺的這些潤筆費，拿了他數(shù)斤金子揚長而去，還振振有詞道：“你這是諛頌死人得來的，不如送給我當生活費。”白居易為元稹撰寫墓志銘后也收到了價值六七十萬錢的“臧獲、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雖然白居易念及與元稹之間的情誼本不愿接受，但推辭不得之下便將這些財物捐給了香山寺，以作修繕寺廟之用。正因為撰寫墓志的報酬是如此的豐厚，在這樣巨大的利益驅(qū)使下，這些墓志銘的執(zhí)筆人也就不能不為逝者粉飾貼金，乃至顛倒黑白、無中生有了。不過這種“鬻文獲金”的行為總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廣記》中便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唐宰相王玙好與人作碑志。有送潤毫者，誤叩右丞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就連杜甫也曾作詩嘲諷過李邕這些以撰寫墓志換取巨額稿費之人：“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騮隨劍幾，義取無虛歲。”“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可見時人對這些好撰墓志銘之人的鄙夷態(tài)度。當然，在墓志上貼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習慣，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時就有人明確指出這種墓志貼金的現(xiàn)象了，《洛陽伽藍記》中便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為君共堯舜連衡，為臣與伊皋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zhí)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為盜跖，死為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一個人活著時不過是中庸之輩，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無不搜羅盡天地之間的大德，和活著的人所能辦到的各種好事。如果這個人是君王，那么就能與堯舜相抗衡；如果這個人是臣子，那么就與伊尹有著相同的政績。所謂活著時是大賊盜跖，死后卻能粉飾為伯夷叔齊一樣的人物，這些都是在借助虛妄華麗的辭藻損害事實真相。而墓志中這樣隱惡揚善、粉飾乾坤、無中生有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比如史書記載唐玄宗的皇甫德儀很早就失寵了，皇甫德儀病重期間唐玄宗正忙著寵愛武惠妃，武惠妃則忙著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瑤等幾個皇子，而皇甫德儀所生的李瑤也因為生母失寵無法為自己說話而惶恐不安，但這并不妨礙墓碑上將皇甫德儀吹捧成絕代寵妃：“上以之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jīng)於御手，見寢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皇甫德儀的墓碑上稱其病重時，唐玄宗每天親自送藥給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宮殿門口遲遲不肯離去；皇甫德儀死后，唐玄宗還像漢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樣思念她。然而事實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親自伺候服藥的后妃，都會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樣在史書上留下記載，而不是只能見載于墓志上的貼金之語。何況就在皇甫德儀死后不過一年多的時間，李瑤就因為武惠妃的構(gòu)陷在唐玄宗一日殺三子的悲劇中含恨被害了。殘酷的現(xiàn)實撕碎了墓志華麗而蒼白的辭藻，昭示著這位無寵妃嬪恐怕連臨死前見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個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稱是“故周定王駙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據(jù)這位武氏卒于開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歲的情況來看，武氏最遲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時太平公主的丈夫還是薛紹-，又如何與武攸暨生下所謂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吳王李恪的次子李瑋的墓志上稱其父李恪是“帝之愛子”“優(yōu)寵特殊”，然而就史實而言，李恪的一生當中不僅沒有任何得寵事跡，反而不過是犯了踩莊稼和賭博這樣的小錯就連續(xù)多次被貶去都督的官職，先后削去實封共600戶，只剩200戶的實封，這樣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個兒子中僅此一例。雖然后來唐太宗在立李治為太子后又過了7個多月的時間，曾一度心血來潮想改立李恪為太子，但這樣的想法唐太宗卻只對最不可能同意的長孫無忌一人說過，被反駁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對提名未果身陷險境的李恪也毫無保護措施，反而又嚴厲地將李恪告誡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紀守法，西漢的燕王劉旦就是你的下場，就算你是我兒子我也救不了你！”雖然有人認為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護”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謹慎一些，但李恪作為親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誡李恪自己謹言慎行是沒有用的，只有讓未來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達到保護李恪的目的。也正因為明白這樣的道理，所以漢高祖劉邦臨終前特地留了封手詔給太子劉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顧好他曾經(jīng)欲立未果的趙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為太子時也反復(fù)強調(diào)過立李治的原因是為了能同時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這三個兒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為什么沒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樣的安排呢？想來李恪若是真的如兒子墓志中所吹噓的那樣，是“帝之愛子”“優(yōu)寵特殊”，又如何會遭此待遇？還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韋思謙，史書中明確記載他的續(xù)弦妻子王婉作為繼母對繼子韋承慶十分嚴苛，動不動就體罰他。而王婉的親生兒子韋嗣立不忍母親這樣對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動脫下衣服請求代替韋承慶接受杖責，王婉自然沒有應(yīng)允，于是韋嗣立便自己杖責自己，王婉心疼親生兒子，這才對韋承慶略好一些。結(jié)果在王婉的墓志中，這位明明對親子繼子區(qū)別待遇的典型后媽卻被描述成了一位慈愛有加，對繼子視若己出的好母親：“前夫子子承慶，八歲偏罰，十歲便為夫人所養(yǎng)，撫存訓(xùn)獎，慈愛無隆，學(xué)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謂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時俗婦人，罕有明識，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誡，亦爾輩所明知。”——足可見當時的墓志貼金風氣之烈，已然到了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的地步。

顧名思義，是介紹仇公及其家庭的一些情況，仇公乃善人，卒時51歲。等等。基本和傳統(tǒng)的墓志銘差不多，具體的你可以下下面的釋文：趙孟頫《仇鍔墓碑銘》釋文 有元故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副仇公墓碑銘 翰林學(xué)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為文并自書丹篆額。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更朔平臨潢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知威州，廿年稍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聲稱，廿五年進階州尹未赴，遭內(nèi)艱，於是，御史廉得公威州鞏昌數(shù)事薦諸朝，廿七年乃以一碣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公。明年制改肅政廉訪司，即用公為副使，間歲自免去。北過高郵，樂其土風，因留居焉。大德四年八月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一。自承務(wù)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贏囊，副褚僑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年，其子治濟濬浩，乃克自力奉公之喪，還卜大都宛平縣西山下莊之原藏焉。窆以四月辛酉，其域距祖瑩五里，公性開疎，與人交，府裏傾盡，為政多本教化，而持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旁，初不顧，已而計曰，我幸見之，不則他人持去矣，即俯拾，俟有問，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營親葬，公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財，吏展轉(zhuǎn)賄賂，更數(shù)歲，莫能決，公召，諭之曰，兄弟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涂人耳，公曰弊同氣以資涂人，汝何不知之甚，即大感悟，相抱持以哭，遂為兄弟如初。時屬縣吏李之秀慢令當笞，公即命釋縛，呼前曰，若軀長六尺，徒甘箠楚，閑不知有功業(yè)可指取耶。吾與若約三日，若不力，吾將重置于罰，後公出安西，有從騎十數(shù)西來，見公，遽下馬，拜曰，我當笞吏也，公向脫我罪，又勗我仕，今效節(jié)兵伍，為千夫長，微公豈有今日。在鞏昌，會歲大旱，草木枯盡，僚吏請禱，公曰，得無以冤獄致是乎，取某事按問，得實，平反，上之，大雨三日。在閩屬行省臣有以采銀為利，獻上者朝廷下其事，設(shè)官賦民而地實無礦，民往往貴市入輸，公急劾聞，有旨罷其役。建寧劉氏，居麻沙村，疃中讐誣其有反狀，州若縣將織羅成獄，公因慮囚及之，唶曰，有是乎？即抵以法。公仕雖早，當官之日不多於閑放之時，故其施為注措概逸不傳。今掇其士大夫口道以熟者一二志焉，雖然，猶為試用者小耳，令充周而究極之，則古循吏不足多也。公曾祖忠源仕金，為定遠大將軍、蘭州司法，祖福明威將軍，父昌，昌平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以弟（瑞點去）銳升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昌平縣男，銳後至中順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其元兄鐸亦朝列大夫云南諸（路點去）道肅政廉訪副使。公先夫人郝氏贈榮祿大夫大司徒（冀點一去）薊國公，謚孝懿，諱德義，女先十一年卒，生三子二女，後夫人粘合氏，先一年卒，生一子三女，其葬以二夫人祔。治高郵府興化縣尉，濟從事郎太常太祝，濬從事郎大都護府照磨官，浩晉寧路聞喜縣學(xué)教諭，壻曰程博組錦局使，吳燾御史臺椽，盧亙翰林待制承務(wù)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姚庸承德郎中書省檢校，寫其山水之清音，與余同好相善也。今年延祐六年距公葬八年矣，而其子治丏余文，其隧上之碑，不腆之言，公實知之，矧?qū)Ｓ涀耄泻斡罐o。銘曰：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筑之疏疏、構(gòu)之渠渠、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fā)之涓、謂德既儀、不卒于施、而又不年、不彌其盈、不陊于傾、以游于天、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之孔延、西山之原、岡阜厚完、有封斯阡、以引其休、以質(zhì)諸幽、尚考銘鐫、延祐年月日建。

總結(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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