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重點：

1. 在數字化轉型領域，時而出現以新的詞匯指稱現有概念的現象。其結果就是大多數企業不斷輕易建立、又不斷盲目推翻用來支持轉型的技術理念和框架。
2. 技術的終極使命是拿來用的，不是拿來吹的，更不是拿來炒的。技術是要為人類創造福祉，為社會發展做出正面的貢獻，絕對不是糾結在名詞的新舊之上。
3. 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一定要靠傳統企業自己發力，互聯網企業和技術公司可以“賦能”，但主觀能動性還是要把握在傳統企業自己手中。

　　本文來自中信出版集團，首發于騰訊科技。

　　5 月 22 日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新基建”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被提及：“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一代信息網絡，拓展 5G 應用，建設充電樁，推廣新能源汽車，激發新消費需求、助力產業升級。”

　　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 “新基建”，不僅在經濟社會運行中發揮著重要的支撐作用，未來還將成為促進經濟增長與轉型的新動能。從技術的角度來看，“新基建”究竟新在哪？如何正確理解和使用數字技術？數字技術未來會有哪些應用？企業又將如何完成數字化轉型？

　　5 月 21 日晚，微軟（中國）CTO 韋青在中信出版集團與騰訊研究院聯合主辦的“疫情沖擊下的產業變革與發展機遇”線上研討論壇中，從新、基、建三個方面，深度解讀了數字化智能的未來。

　　以下為韋青先生發言實錄，有刪改，已經由講者確認。轉載請聯系中信出版集團取得授權。

　　在疫情的背景下談“新基建”，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首先，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認識到，這次的疫情已經成為過去若干年數字化投資成果的試金石，而且是一種非常真實的、而又冷暖自知的試金石。

　　說它真實，是因為在這么強大的疫情的沖擊下，任何針對數字化轉型的表面文章，無論多么光鮮，都會在壓力下原形畢露；說它冷暖自知，就在于數字化轉型的強大威力，如果在過去幾年真正得以實施，那么在這次疫情的壓力下，也會讓當初的數字化轉型決策者和實施者感受到它真正的力量，并且能夠幫助社會、企業、以致個人解決真實的問題。

　　一個很現實的例子就是對于那些在過去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認真實施數字化轉型的國家、城市、公司與個人，在突如其來的疫情期間，盡管初期大都會出現措手不及的窘境，但很快就表現出不同尋常的靈活性、適應性和魯棒性。那些數字化程度比較高的企業，業務非但沒有萎縮，反而還得到蓬勃發展。當然更精確的講應該是非數字化業務都會受到疫情的負面沖擊，但如果已經將數字化能力與傳統業務相結合的企業，大都會因為數字化業務需求的井噴而彌補甚至超越傳統線下為主的業務損失。這些公司過去幾個月的繁忙程度要遠大于疫情之前，就是數字化轉型騙不了人的結果。

　　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在全球的范圍內，當然也包括中國，人們開始逐漸達成一個共識，就是這次疫情將會在全球范圍內造就一個新的常態，這個新的常態是以數字化為基礎而產生的。它將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工作、學習、溝通和交流的方式。在這個新常態下，大家原來所習慣的很多場景將不復存在。

　　疫情已經讓人們的很多習慣得到改變，以至于很多人開始發出這樣的感慨：過去我們可能要花費兩年才能完成的數字化轉型工作，現在逼迫著大家兩個月就做完了。這其實也反映出數字化轉型看似困難重重，與其說“能力有限”，還不如說“意愿不足”。的確，從人性上來說大家都喜歡停留在舒適區，當沒有一個具體壓力驅動的時候，人們是很難主動的為巨變的來臨做好事先的準備。

　　從實踐中來看，國家、企業和個人數字化轉型的阻力，“能力局限”只是一部分的原因，甚至都不是主要的原因。阻礙我們變革的障礙更多的來自于主觀能動性以及科學的方法，和腳踏實地的精神，這也就是為什么全球政府、企業和學術界的在疫情期間的研究討論中，會談論起人類需要重新建立科學的精神和常識。為什么是科學的精神呢？這就要談到認知客觀世界規律的科學方法論。大家知道在科學理論的發展進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關于科學證實和證偽的問題，而對于世界的認知又存在還原論與系統論的差異。近年來逐漸大行其道的機器學習的基本理論也來源于系統論的范疇。這些理論都指向一個最關鍵的基本點，那就是人類如何看待世界的變化以及如何應對世界的變化。因此今天我想在這個基礎上來看待“新基建”的話題。

　　“新”

　　如果我們現在才知道“新基建”這個詞，其實已經舊了。因為在 2018 年底，中央就已經發布出來這個詞了，而且 2019 年整個國家的策略就是“新基建”，當然現在提出來是一種強化。在我看來大家不必糾結于這個“新”是相比于哪一個固定的“舊”的新，可以把它理解成發改委領導所闡述的 “內涵與外延” 不斷變化的“新”，這個因人、因時、因事、因地、因勢制宜的“新”才是核心。咱們的祖先 2000 多年前就說了，“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在于告誡我們世界的發展規律就是日日求新，那么怎么到了今天我們忽然覺得“新”好像也是需要重點談起的一件事呢？為什么不把這個“新”理解成任何社會能夠發展壯大的常態呢？

　　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曾說：如果一個公司，一個工廠，或者大到一個國家，某些事情不用去說的時候，可能這件事情已經內化到骨髓里面去了。從數字化轉型，特別是 IT 行業來講的話，“新”本來就是常態。如果不是每天都變革、革新的話，很容易被淘汰掉了。

　　如果從“日日新”的角度來看，“新基建”在重點反而不必糾結于何為“新”、何為“舊”，在這么一個巨變的時代，人類的所有常態都將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與其說糾結于新、舊之間，還不如隨時審視外圍事物和環境的變化，遵循科學的方法論，在觀察的基礎上，先形成假設，再進行實驗驗證，逐步形成和不斷完善我們對于新的世界的新觀點和新方法，因為人類的發展本來就是在不斷的否定和完善過程中不斷前行的。因此，新基建中的“新”代表的是一種動態的系統方法論，其工作內涵則是在“基”和“建”上。

　　從技術發展來講，人類社會過去將近百年，其核心技術并沒有本質性的突破。從當初以物質為基礎的牛頓時代，到普朗克量子力學出來之后發現能量跟物質實際上是可以互相轉換的，再到后來信息論的出現，發現原來物質、能量和信息實際上是一體的。過去幾年出現了很多激動人心的技術應用，與其說是技術本身的突破，倒不如說是一個范式變革的時代，也就是把過去早已形成的理論更加系統性的應用到現實中的時代。

　　中國的改革開放，40 年前就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查德·費曼在《物理學講義》中說過，在科學的領域中沒有絕對的真理，只有不停地迭代，不斷地試錯，永遠無限接近真相，但是永遠到不了真相。因為科學的認知和能力，會隨著科學測量儀器、手段的變化，不斷進步和完善。

　　在這個大前提下面，大家可能就明白為什么在疫情的時候討論“我們要重新找回科學精神”，因為在這樣一個巨變的時代，如果沒有科學精神守城的話，就無城可守了。

　　當今的技術發展特征大家都知道，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5G 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技術特征。但是有這么幾個人需要我們很認真地思考，不知道大家對圖中三位先驅是否有印象。

　　例如諾伯特維納的控制論，負反饋讓你的系統按照目標精準運行，正反饋促使系統在邊界條件內呈指數型增長。關于發展，有一個著名的系統思考的例子，講的是假設在一個荷塘里面，如果荷葉不斷呈指數型生長，50 天鋪滿荷塘，這也意味著青蛙將完全失去生存空間。再假設青蛙需要至少十天時間解決荷葉增長的問題，也就是說青蛙要至少在第 40 天的時候就要做出保護生存空間的反應。那么問題來了，在第 40 天的時候，青蛙能夠看到什么樣的危機現象，可以促使它做出及時的反應以求得生存？這是一個典型的指數型增長的案例，答案就是在第 40 天的時候，青蛙所看到的只是一個覆蓋面積不及荷塘總面積1‰的荷葉覆蓋景象，如果沒有對于變化的本質性認知，按照常理而言，青蛙是不可能因為1‰的荷葉覆蓋率而產生提前行動的意愿，但這樣的結果就必然是最終完全喪失生存空間。

　　這是一個非常出名的系統發展論的觀點，拿這個觀點來反觀我們現在對于即將到來的巨變時代的理解、判斷和反應，是非常令人深思的。這種發展觀點，同樣適用于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5G 等等與“新基建”相關的技術選型與決策。

　　在技術行業內一個通常的說法是，技術的競爭在你意識到落后時已經結束。基于同樣的觀點，我經常建議同行們認真思考一下關于彎道超車的說法。到底是“彎道”還是“換道”，一字之差，本質之別。就算以賽車運動項目自身實踐為例，真正有資格進行所謂彎道超車的后進者，大都是車況和車手非常優秀的前提下，因為偶爾的失誤或大意而暫時落后，才能夠做這種嘗試。在現實的技術競爭領域，我們所看到的大都是“換道”策略，重新開辟相關的、但是新的戰場，以謀求致勝先機，極少能看到在原路上超越的案例。如果真有所謂技術領域的彎道超車案例，我們看到的反而是領先者開發出新的業務領域，正在逐漸放棄已經漸漸落后的技術路線，給后進者的誤導好像是能夠實現彎道超車。當然這個也不可一概而論，但起碼我們需要有對于“彎道”和“換道”競爭理念的冷靜認知，盡量不要一錯再錯。

　　基于“彎道”與“換道”同樣的社會現象，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對技術術語與技術本質的關系進行思考。在科技界歷來有發明新詞匯的傳統，在理查德費曼的另一個講座中，他也曾經自嘲過物理學家發明新詞的強大能力。他同時提醒聽眾不要被科學術語所迷惑，而要去研究技術的本質是否有真正的進步，在這個方面，另一個小故事或許可以為這個觀念做個注解。據說林肯在做律師的時候，曾經為了闡述人類所發明的語言在表達事實真相時候的局限性，提出過一個問題：

　　- 如果把一條狗的尾巴稱之為腿，那么這條狗有幾條腿？

　　- 五條腿？

　　- 不，狗只有四條腿。狗這種動物有四條腿的事實不因為用“腿”這個詞匯來描述尾巴而有任何改變。

　　在數字化轉型領域，時而出現以新的詞匯指稱現有概念的現象。其結果就是大多數企業不斷輕易建立、又不斷盲目推翻用來支持轉型的技術理念和框架。當我們追“新技術”的時候，有時候會覺得很累，仔細想想，其實它的本源不一定有那么新。

　　關于中國科學與技術界在基礎理論和計算機領域的的先進性，大家知道不知道錢學森先生在上世紀末就提出的“復雜巨系統論”，當時已經在全球領域都是非常先進的，中國在 80 年代、90 年代，由北大王選教授及其團隊自主發明的計算機控制激光照排系統一出來就站在了世界計算機激光照排制高點。這些都是重視和堅持基礎建設的實際成功案例。大家發現沒有，這些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基礎建設案例靠的都是多年培養起來的扎實的數學、工程、信息、控制和系統的底層能力，才有后來變化和靈活和適應性和魯棒性。我們曾經有很深刻的基礎理論指導，但是這些理論我們是否還在繼續研究、推廣，還是被其它新鮮的噱頭所取代了呢？

　　我們應該用“因事、因時、因地、因人、因勢、因財……”制宜的復雜系統觀做新基建的發展，而不是一堆人變成這個變成那個，變來變去我們還是抓不住基礎理論的發展、完善和應用。

　　“基”

　　在計算機架構領域， “基”跟“分層結構”一樣，都是活的。這個基礎架構隨著人力、財力、知識水準和數字化程度是不斷改變和提高的，不存在一個固化的概念，尤其不能死抱著一個概念不放，這是“基”。

　　在這方面有一個經典的案例，就是現在國內對于數據中臺與數據平臺的爭論。客觀而言，就像剛才介紹的林肯關于狗腿和尾巴的故事一樣，企業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需要的是對于企業業務流程的梳理和優化，以及在企業業務流程基礎上的數字化建模，和在企業數字化模型基礎上的數據采集/傳輸/存儲/管理/應用/更新/迭代的分層結構。不管我們拿什么樣的名詞來指代這個結構，這個結構需要與企業自身的業務特點、數字化水平、資金狀況和人力現狀以及企業上下游的行業特征、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全球發展狀況相匹配。這種架構必須是與時俱進的，不斷優化與完善的，符合自身能力特點的，能夠產生預期業務效果的數字化能力，否則就會出現一方面有大量的對于技術術語的解讀，而另一方面連最基本的企業數字化現狀評估與次第發展路徑都缺乏的脫節現象，這種脫節現象是靠任何的先進的術語解決不了的。

　　在技術領域，基礎的概念一定是最簡單的概念，但也是最難實現的概念。我經常拿樓房做比喻，樓房是建來給人用的。有些人采用的是拎包入住精裝商品房方案，這類人對于房屋改造的能力只能建立在購買不同的家具，或者采用不同的窗簾和燈具等等表面的改造能力基礎上，可以住的很舒適，但是并沒有很多的主動權利。

　　還有一類群體的變化能力稍強一些，有能力重新裝修毛坯房，那么這類人所擁有的居住環境就比拎包入住式的精裝房要更靈活一些，更自主一些，但投入也更大一些，對自己的能力要求也更多一些。

　　當然還有一類就是能夠從打地基和樓房的設計和建設做起的。這一類人對于居住環境的靈活性就會更大一些，但投入也會更多一些，對人才的要求也會更高、更全面一些。

　　還有一類是能夠從選擇合適的地段環境開始著手，具有對于社會發展前瞻性的判斷，知道哪一個地段會火爆起來，知道這個地段的人文地理特征、地質結構以及未來可能的環境特征、人員特征以及政策導向，那么這一類人對于房屋的判斷、理解和把控就比拎包入住的精裝房思路不在一個層級。

　　這幾類客戶類型的基本需求都是需要有房子住，但由于對于基礎建設的不同要求和投入，而產生了不同的基礎能力，但也有了不同的資質。大家試想一下，這怎么可以用一個概念、一種能力、一類架構而指稱所有的需求呢？因此這個“基”對每一個城市、每一間公司、每一類人的解讀都是不同的，也可以說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公司、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新基建。

　　在《萬物重構：智能社會來臨前夜的思索》中，我提出了“云->物->大->智”技術發展次第論的觀點，也就是說技術的進步不僅要把握方向，還要把握節奏和力度。跟剛才講的樓房的建造和使用是一個道理，再高大、再優秀的建筑，也是由零地平之下的地基和零地平之上的結構所共同構成，不可能我只要 100 層以上的風景，而不去打 100 層以下的地基以及 100 層與零地平之間的建筑結構。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技術發展方案，大都重視 100 層以上的風景多么美好，少有人關注如何從底層建到 99 層，更遑論關注于 100 層的樓房需要什么樣的地基，什么樣的底層管網設施。在這種思路下打造的豈不變成了空中樓閣？那就離基礎建設的要求就相去甚遠了。

　　剛才所說的“云->物->大->智”是正向推演的路徑，從理解上來說，要反向的看。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們目標是要進入一個智能社會，智能社會有它的基礎建設要求，其核心是與數據相關的基礎設施。依據當前的智能社會發展范式，其機器智能的來源需要靠大量優質的數據去喂養。如果現在的數據既不大也不好怎么辦？要在數據基礎上下工夫。客觀而言，我們現在還僅僅是有比較多數據的階段，還遠沒有到大數據的階段，而且在很多領域連最基本的數字化建模都還沒有做好。這種對物理世界的數字化建模，需要的是非常扎實的數學的能力，需要非常扎實的線性代數、微積分、概率論的能力。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些可能是大學一二年級，甚至是高中時代就已經掌握的能力，才是智能社會建設所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所以我最近也會寫一些文章為企業高管和政策決策者提出幾個基本的高中數學和大學一二年級就需要掌握的數學能力，這些數學能力看起來很淺顯，線性代數、微積分，但是它卻能夠為深刻理解萬物互聯的智能社會打下很好的基礎。

　　那么大量優質的數據從哪里來呢？物聯網是提供大量數據的基礎，物聯網建立在云計算上，云計算不是像它的名稱所暗示的那樣是云里霧里的，它跟云就沒什么關系。它是社會關鍵基礎架構。微軟稱其為“世界電腦”，同時需要一個世界級的操作系統進行管理和應用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個極度放大的計算機操作系統，也就是一個萬物操作系統，我們人類下一階段目標就是為物理世界搭建一套管理存儲、管理通訊、管理數據、管理計算、管理安全、管理交互的操作系統。

　　在萬物操作系統中，設備、人、工作、流程都是像一個電腦一樣精密的運轉，幫助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用戶滿意度。我覺得這個是我認為所謂的“新”。

　　這是一個中央的計算，再加上無限順次邊緣，無限量的從中央推進到最邊緣的計算應用場景。在這種語境條件下或許能夠更好的理解為什么以 5G 為代表的下一代通訊技術這么重要。一個可靠、及時、安全和快速的通訊系統是從中央到邊緣覆蓋整個人類社會的智能操作系統的支撐骨架，正因為它太重要了，所以我傾向于用“下一代通訊系統”來指稱包括 5G、6G 甚至 7G、8G 在內的未來通訊制式。不要只局限在一個數字上，這種靈活全面的對通訊技術的定位和認知，或許能夠幫助我們，尤其是技術決策者做出更加符合現實需求，同時能夠為未來的發展留出足夠冗余空間的通信技術決策。

　　“建”

　　當我們在發展技術的時候，要充分理解技術的終極使命是拿來用的，不是拿來吹的，更不是拿來炒的。技術是要為人類創造福祉，為社會發展做出正面的貢獻，絕對不是糾結在名詞的新舊之上。

　　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

　　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我覺得一定要靠傳統企業自己發力，互聯網企業和技術公司可以“賦能”，但主觀能動性還是要把握在傳統企業自己手中。

　　以微軟為例，我們自己就是一個傳統企業轉型的實際案例。如果我們完全照搬所謂互聯網企業的轉型方案，微軟是無法達到今天的結果的，因為我們的優勢和核心基因是一個軟件公司、是一個平臺公司、是一個賦能別人的公司，而不是一個互聯網公司。我們也正是因為認識到了自身的特點，在充分結合互聯網行業的經驗以及教訓，但結合自身特點是為主的，然后找出了一條自身數字化轉型的發展道路，才有了今天的暫時的成績。

　　基于這種自身轉型的理解，我們在幫助行業內其他所謂的傳統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賦能的時候，我們到一個公司第一天就說，“如果我比你更懂你的產業的話，對不起，那你就不應該在這了，就應該我們來做了。同樣的，如果你能比我們更懂軟件、平臺以及數字化生產力的話，那我們就沒必要在市場上生存下去了”。行業專家和數字專家的結合才數字化轉型的核心要素，誰也代替不了誰，而且誰想代替誰日子都不會好過，不會產生真正的核心競爭力。

　　當很多傳統企業在哀嘆業務的艱難時，我們所看到的卻是過去幾十年的傳統企業日子太好過了，生存壓力還是不夠大，企業的發展其實還是可以靠繼續壓縮成本來實現。盡管這種生意越來越難做，但是如果我們真的認真比對一下在數字化轉型比較堅決和暫時成功的行業，企業的生存壓力和競爭挑戰要大的多。這也就是為什么在這些行業反而可以迫使很多公司主動具備轉型的意愿，然后才發現原來自己的轉型能力并不是自己想象那么差。過去這兩個月的疫情壓力，已經讓我們看到，大部份企業都有很強的自我變革能力，缺的只是主動的變革意愿。絕大多數企業，像前面講的青蛙與荷葉的故事一樣，依舊停留在誤以為傳統競爭優勢可以繼續維持和誤以為自身缺乏數字化轉型能力的誤區內，直到有一天猛醒，才發現那個過去的成功幻像早已煙消云散。

　　要知道，其實傳統企業一點也不傳統，有很多優秀的素質、人才、行業經驗和產業鏈布局，只是需要不斷革新自己，建立新的數字化能力，結合自身在行業業務流程、模型方面的積淀，只要能夠放下包袱，在自身具備轉型意愿的前提下，與數字化賦能公司配合，認真實施自身的數字化轉型，就會發現真實的情況是“你能我也能”。

　　依據這種態度和思路來理解新基建，或許就可以一方面打造出自身的基礎建設能力，另一方面能在這一輪的轟轟烈烈的新基建浪潮中，找到符合自身特點的新定位和獲得符合自身需求的新商機。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微软中国CTO韦青：“新基建”下企业如何做数字化转型？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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