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去中国化”难以实现?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陳根
疫情帶來的全球性停擺,波及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市場普遍預期,此次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將超過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并向 1929 年的大蕭條逼近。隨著疫情的加劇,關于疫情將如何影響社會經濟政治的討論紛至沓來,其中,“去全球化”的觀點尤其引人注目。
目前,中國輿論界熱議的“去全球化”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和西方與中國的“脫鉤”即“去中國化”問題密切相關。許多人對“去全球化”表示擔憂,實際上是在擔心“去中國化”給中國自身利益帶來的負面影響,而這種擔憂不無道理。
實際上,在前兩年的中美貿易戰中就有了“去中國化”的言論風聲,那么,此次疫情的大流行最終會導致“去中國化”嗎?后疫情時代,面對全球經濟下行趨勢,企業和個人能做什么?
全球化引導的供應鏈脆弱性
相對于工業化早期,如今全球產品供應鏈日趨復雜化、網絡化,全球供應鏈與產業分工的不斷細化、緊密化,似乎反而導致全球經濟對風險的抵抗能力降低。在疫情的沖擊下,高度全球化的產業鏈顯得脆弱不堪。
以全球汽車產業為例,武漢“封城”兩周后,現代汽車在韓國的工廠停工。究其原因,是由于青島一家零部件供應商由于春節后復工人數不到 15%,隔海相望的韓國車廠終于無奈停產。
供應鏈的脆弱與復雜性的背后是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的追求。不同經濟體在生產銷售等環節的比較優勢不同,以 iPhone 為例,屏幕、攝像頭的供應商在韓國、日本,組裝在中國,股票上市在美國,銷售則在全球各地。產業鏈上各個國家以及背后的資本團體都因此獲益。
而中國能成為世界工廠,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的綜合生產成本低與生產的高效率。過去 20 年里,西方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開拓新的市場,大規模進軍中國,中國也逐漸成為全球供應鏈的核心。如今中國 GDP 占全球比重近 20%,根據一家德國公司最近的一項調查,全球五分之四的大型企業都依賴中國的供應商??梢哉f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并非是任何人明智的計劃,也不是哪個遠見卓識的領導人的政策使然,而是幾十年來全球市場經濟演變選擇的結果,及中國自身有機增長的結果。
中國不僅長期是口罩生產大國,而且在疫情期間展現出極強的產能爆發力。在 2 月初到 3 月初短短一個月時間內,中國的口罩日產能從 1000 萬只迅速爬升到 1 億只。在藥品領域,中國的原料藥產量占全球的 60%,影響著全球大型藥企的生產。中國呼吸機產能比較少,但占比也達到全球的五分之一。
疫情帶來的痛感,再加上長期形成的政治互信缺失,西方國家開始產生焦慮情緒。這讓西方國家不得不思考供應鏈的脆弱性與復雜性,從而希望未來把部分產能遷出中國,分散風險。
3 月 31 日,特朗普在白宮新冠病毒疫情資訊會上表示要“把美國建設成為一個全面獨立的、繁榮的國家:能源獨立,制造業獨立,經濟獨立,國界主權獨立”。緊接著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Larry-Kudlow)表示,可以通過回流支出費用化的形式,鼓勵美國企業回遷。
而前段時間,為了應對疫情,日本的經濟產業省宣布,從“改革供應鏈”項目專門列出了 2435 億日元(約合人民幣 158 億元),用于資助日本制造商將生產線從國外撤出,以實現生產基地的多元化,避免供應鏈過于依賴海外。
供應鏈能成功“去中國化”嗎?
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沖擊,讓各國更加重視本土供應商,也迫使企業不得不對原先產業鏈進行重構。同時,醫療防護和呼吸機等重要物資的短缺,更讓發達國家對制造業“空心化”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有了更清醒的認識。
但想要供應鏈“去中國化”,短期內必然受到各種因素的“掣肘”。
首先,全球范圍內疫情仍在肆虐,抗疫仍是全球多數國家的首要任務。而在這個時點上,啟動“去中國化”是不可能的任務。目前,美國 90% 口罩從中國進口,而中國口罩產能占全球比例約 50%。此外,中國呼吸機生產企業共有 21 家,約占全球產能的 20%。而歐美目前呼吸機、口罩、防護服等防疫必須物資缺口均在 50% 以上。
這意味著歐美國家面對疫情必須依靠中國物資進口,這一階段,如果強行“去中國化”,勢必遭到反制。因此,至少在歐美疫情大幅放緩并被控制住之前,市場無需過分擔心。
而更重要的是在當下全球經濟形勢不明朗,全球金融體系進入了一個空前的脆弱時期,各大企業的首要任務是保持足夠多的現金來觀察疫情后全球經濟的復蘇情況。因此,對于國際化的巨頭企業而言,當下的重點是盡最大可能的縮減一切不必要的產業擴展、轉移、投資,沒有動力跟著政治家的口號走,更多的是根據自身對于全球經濟復蘇的判斷與節奏進行決策。
從長期來看,西方國家如果要重新恢復制造業,形成獨立的產業鏈體系,有很大的難度。
美國“制造業回流”戰略實施了 10 年之久,從結果看收效甚微。不管美國政府怎么推,企業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都不愿意在國內進行過多投資。
結果就是制造業占美國經濟的比重在這近十年的“回流”努力下,節節敗退:2008-2015 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一直未能回到金融危機前的 12.8% 的水平,更遠低于 2008 年前 15% 左右水平。受此影響,美國從事制造業的人口也在不斷萎縮:美國制造業從業人數占比自本世紀以來一直呈下滑趨勢,2015-2017 這三年,美國制造業從業人數占比分別為 8.8%,8.3%,8.5%。
更重要的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經過了長達三四十年的時間。根據不同歷史階段或主動或被動適應的結果,這是其他國家或地區難以復制的。
同時中國擁有巨大的消費市場,把制造業放在離市場近的地方,是企業的理性選擇。資本的逐利性導致企業會從自身經濟效益角度考慮其生產布局,各國政府不可能強制所有海外企業進行不符合其利益的轉換,也不可能提供足夠的經濟補償來幫助其進行轉換。
利潤仍是企業發展的根本目的,企業家們仍然會從自身利益角度出發,考慮如何布局能使產業效益最大化。對西方國家的政府和企業來說,生產鏈回流本土,可能短時間內會帶來一些新工作機會,但長遠來看代價是企業利潤率降低、產品價格上漲。最終也將損害消費者福利,這即不是理想的結果,也不符合資本逐利的天性。
此外,我們還有進一步開放的政策與不斷優化的營商環境、不斷完善升級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我們還有足夠大的政策回旋空間,這一切的合力都讓“去中國化”難以實施。
從“去中國化”到“對抗化”
無論如何,新冠已經在全球范圍內造成了重大影響,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都遭到了重創。未來的產業鏈、供應鏈也必將面臨調整,我們也面臨鞏固產業鏈,補齊產業鏈和創新產業鏈的挑戰。
想要鞏固產業鏈,就需要加強關鍵性的全球產業鏈上的投資,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當中的地位。所謂關鍵性的全球產業鏈,主要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國際分工和融合最為緊密;其次是在這個領域當中,科學技術發展最快,市場擴張最快,當然問題也最集中;第三個特點,這個領域在國際上的競爭最為激烈。
這需要我們保持經濟高質量發展,占據高科技產業主導地位。同時也要掌握未來高科技產業技術的全球領先地位,掌握自主知識產權,不被外國卡住脖子。中國要實現科技跨越發展,就不能只是跟蹤、模仿別人,更不能坐等技術轉移,必須加強自主創新。沒有自主創新,也就沒有國際合作的砝碼。
此外,在一帶一路的大的框架之下,我們要加快企業走出去的步伐,特別是通過在國外建立工業園區,建立經濟走廊,投資制造業項目,創新產業鏈,而且這些產業鏈日后可能成為補齊我國全球產業鏈的重要力量。
最后,我們要加強對外開放,融入到國際大企業產業鏈的新的布局當中。在這一點上,我們需要完備我們的社會信用體系。瑞幸咖啡作假事件被曝,實際上就反映了誠信問題和公司治理結構問題。誠信的缺失和治理結構的不合理造成了在美中概股遭遇普遍調查的壓力。而這一次疫情之后,國際大企業要開始重新布局他們的產業鏈,我們要以一個非常開放的姿態來融入到他們的新的產業鏈布局當中。
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甚至是文化,從廣義的角度來看,“去中國化”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全球化的主流趨勢。中國味已經飄洋過海了那么多年,去年《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講中美關系的文章,說美國決策者一直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在想著如何改變中國,卻從來沒考慮過中國也有可能改變美國。其實中美關系就如夫妻關系,誰也不能像著去改變誰,而是彼此獨立又相互依存。全世界沒有哪種體系與制度是完美的,正如沒有一個人的完美的一樣,不論是人還是制度,都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的優化。
但今天的中美關系似乎進入了一個與經濟無關的領域中,如果冷靜的來看待全球經濟,“去中國化”是一個以彼此都要付出沉痛的代價為前提的情緒化構想,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對抗化”還將持續。對于我們來說,這是危也是機。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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