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徽是由清華大學營建系和中央美術學院分別組織人力對國徽方案進行設計競賽，在1949年8月政務院討論時，高修改設計塑造的國徽模型被審議通過，1950年9月20日毛澤東主席命令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內容為國旗、天安門、齒輪和谷穗（國旗和天安門象征國家，齒輪象征工人階級,谷穗象征農民階級），象征中國人民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誕生。1950年6月18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及對該圖案的說明。同年9月20日，毛澤東主席命令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

國徽采用清華大學營建系設計的方案，本應是不爭的事實。 1949年9月27日召開的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討論并通過了國旗、國都、紀年、國歌4個決議案。大會主席團決定，邀請專家另行設計國徽圖案。 清華大學和中央美術學院收到了政協的邀請，分別組成了由梁思成、林徽因領導的清華大學營建系設計組和以張仃為首的中央美術學院設計組，展開設計競賽。 在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之前，清華大學營建系和中央美術學院的一些專家就已著手進行國徽設計。 1949年9月25日，張仃、鐘靈提出5個與政協會徽相似的國徽圖案。 也大約在這個時候，清華大學教授林徽因、莫宗江提出了一個國徽圖案，被要求修改并參加復選。經過清華大學教授鄧以蟄、王遜、高莊、梁思成的協助，10月23日提出修改方案。 中央美術學院的專家后來又提出一個仿政協會徽形式而以天安門為主要內容的一個國徽圖案。這個方案與上述兩個方案于1950年6月10日送到第一屆全國政協第五次常務委員會討論。政協常委會對這三個方案均不滿意，但對國徽圖案中采用天安門表示肯定，決定以天安門為主要內容之一，設計國徽。 馬敘倫、沈雁冰在1950年6月21日寫出的《國徽審查組報告》中，對6月10日的這次會議有明確記載：“計得有仿政協會徽擬制的五個圖案（張仃、鐘靈方案－－筆者注），亦仿會徽形式而以天安門為主要內容的一個圖案，另有以民族形式擬制的兩個圖案（林徽因、莫宗江方案－－筆者注），一并送請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審定。經常委會認為均未恰當，指示以第二種方式為主，加以修正，另制圖案。” 6月11日國徽組召開會議，對中央美術學院的專家提出的“仿會徽形式而以天安門為主要內容”的圖案進行討論。最后，這次會議原則上通過國徽采用天安門圖形。此后，清華大學營建系與中央美術學院的專家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設計競賽。 6月15日，張仃拿出其新設計的國徽圖案（張光宇、周令釗提供技術意見，曹肇基助理繪圖）。 6月15日晚8時國徽組召開會議，討論清華大學新繪制的3幅圖案和中央美術學院張仃方案。 這次會議決定將清華大學設計的國徽圖案中的兩幅進行合并：“將梁先生設計的國徽第一式與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內容，請梁先生再整理繪制。” 6月16日，梁思成拿出新修訂的圖案，國徽審查小組再次開會，將這一方案與張仃方案進行比較。 或言張圖美麗，或言梁圖完整，而覺得兩圖都不理想。 由于一些評委又提出修改意見，梁思成再次組織人員修訂圖稿，這次的設計是以全國委員會國徽小組討論所決定采用天安門為國徽主要內容之一，而設計的。 1950年6月20日，國徽審查小組召開會議，最后一次評審清華大學營建系與中央美術學院分別提出的方案，最終確定清華大學營建系梁思成、林徽因等8位教師設計的國徽方案中選，并送政協大會表決。 在這次會議的記錄上，鄭振鐸、張奚若、沈雁冰認為清華大學方案“在藝術上非常成熟，結構完整而統一。”周恩來對清華大學方案評論道：“圖下面帶子聯結一起，象征著工農團結。”周恩來與馬敘倫提出，清華大學方案“金色和紅色表現了中國特點”，中央美術學院方案“紅紅綠綠，雖然明朗，但不夠莊嚴。” 這次會議還討論了國旗、國歌、國徽中選方案的褒獎問題。馬敘倫認為清華大學中選方案（二圖）是由中央美術學院最初繪有天安門的方案（六圖）改造而來的，提出褒獎時要重視這一因素：“二圖與六圖盡管體系性質不同，但二圖的圖樣是由六圖改造而成的，所以最初造意與描仿畫下來的都不能不獎，給獎章紀念冊都不成問題，獎金多少，望大家考慮。” 清華大學營建系獲得了國徽設計一等獎，并領到了一千萬元（舊幣）的獎金，又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意見，改進了國徽的稻穗細部形象。1950年6月23日，全國政協一屆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通過決議，同意國徽審查組的報告和所擬定的國徽圖案。 國徽圖案通過之后，梁思成向中央推薦清華大學營建系雕塑教授高莊來完成國徽立體浮雕模型的設計塑造任務。生性耿介的高莊在塑造模型時，認為國徽方案中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就上書毛澤東：“主席，你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個藝術家……”。毛澤東主席同意了高莊的意見。 從7月初到8月中旬，高莊經過一個半月的辛勤勞動，終于完成了國徽模型的設計塑造工作，中央同意了高莊所作的國徽浮雕模型。1950年9月20日，毛澤東主席簽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及說明：“國徽的內容為國旗、天安門、齒輪和麥稻穗，象征中國人民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誕生。” 在新中國成立一周年前夕，國徽終于誕生了

國徽設計者到底是誰□本報記者 趙晉華 由于本報“中外書屋”版于1997年10月1日選摘了《建筑師梁思成》（林洙著）之一節《國徽》，延續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為國徽設計者說，從而引出了任繼愈先生的一封來信（10月15日1版），他認為，國徽的設計者是高莊先生。這兩篇文章引起讀者“國徽的設計者究竟是誰”的關心和詢問。為此記者查閱了有關原始檔案，采訪了有關人士。 國徽設計涉及了好幾個方面、有近一年的過程，它是多方面參與、階段性完成的、集體創作的成果。但是，參與創作者的不同的分工和責任還是可以劃分得很清楚的，主體創意：張仃；圖紙成稿：清華大學建筑系（原營建系）；模型定型：高莊。負責擬定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的政協第六小組全體會議否定了全部應征國徽圖案 國徽和國旗、國歌一樣，都是一個國家主權的象征。我國歷史上沒有國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才結束了中國沒有國徽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只有48年多的歷史，關于國徽設計的原始檔案和圖紙都完好地保存在中央檔案館和全國政協檔案處，幾個主要的當事人都還健在，所以要搞清這個問題并不困難。 1949年7月，新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公開發布《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示》，對國徽的設計要求有三點：1、中國特征；2、政權特征；3、形式莊嚴富麗。 據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時半，在北京飯店六樓大廳召開的政協第六小組（擬定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第二次全體會議記錄所載，當時收到了應征國徽圖案28件，但不符合上述三條原則而不取。會上討論了征求的稿件是否退回、是否請專家看看等問題，所提到的專家絕大部分是畫家如徐悲鴻、吳作人等，包括張仃、鐘靈先生，非畫家只有梁思成、林徽因和艾青先生。 林徽因率先拿出清華專家小組的國徽設計方案 當政協國徽領導小組否定了從群眾應征稿中采用國徽設計方案時，事實上就成立了兩個專家設計小組進行國徽設計。一個是以林徽因為首的清華大學營建系專家小組，一個是以張仃為首的中央美術學院專家小組。 1949年10月23日，開國大典后不到一個月，林徽因率先拿出第一個專家設計方案。 現存于中央檔案館和全國政協檔案處有關國徽設計的第一份說明書是清華大學營建系所為，摘錄如下： 擬制國徽圖案說明 擬制圖案以一個璧（或瑗）為主體，以國名、五星、齒輪、嘉禾為主要題材；以紅綬穿瑗的結襯托而成圖案的整體。也可以說，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齒輪，組織略成漢鏡的模式，旁用嘉禾環抱，下面以紅綬穿瑗為結束。顏色用金、玉、紅三色。 璧是我國古代最隆重的禮器，周禮：“以蒼璧禮天”。說文：“瑗，大孔璧也”。這個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說是一個瑗。荀子大略篇說：“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國人民，象征統一。璧和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溫和，象征和平。璧上淺雕卷草花紋為地，是采用唐代卷草的樣式。國名字體用漢八分書，金色。 …… 林徽因雕飾學教授，作中國建筑的研究 莫宗江雕飾學教授，作中國建筑的研究 集體設計參加技術意見者， 鄧以蟄 中國美術史教授 王 遜 工藝史教授 高 莊 雕塑教授 梁思成 中國雕塑史教授，作中國建筑的研究 1949年10月23日 林徽因設計方案的主題是玉璧，其他設計要素包括齒輪、嘉禾、五星、紅帶。 意味深長的是，這個方案自從提交后便沒有下文，它似乎被擱置起來了。 張仃拿出中央美術學院專家小組的國徽設計方案 現存于中央檔案館和全國政協檔案處的有關國徽設計的第二份說明書，是張仃所為，摘錄如下： 國徽應征圖案設計含義 一、紅色齒輪，金色嘉禾，象征工農聯盟。齒輪上方，置五角紅星，象征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二、齒輪嘉禾下方結以紅帶，象征全國人民大團結，國家富強康樂。 三、天安門———富有革命歷史意義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偉大，堅強，英雄祖國的象征。 附設計意見書 在國徽草案設計過程中，因清華大學梁思成諸先生亦在進行設計，為互相充實設計內容與表現形式，故一度交換意見，對梁先生之設計理想，頗表欽佩，我們的設計接受了梁先生很多寶貴意見，但與梁先生意見相左部分，仍加保留。故附上意見書，作為補充說明： 一、關于主題處理問題 梁先生認為：天安門為一建筑物，不宜作為國徽中構成物，圖式化有困難，宜力避畫成一張風景畫，要變成次要裝飾。 設計人認為：齒輪、嘉禾、天安門，均為圖案主要部分，尤宜以天安門為主體，即便畫成風景畫亦無妨（世界各國國徽中畫地理特征的風景畫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題。 …… 設計者：張仃 提供技術意見者：張光宇、周令釗 助理繪圖者：曹肇基 通訊處：中央美術學院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五日 兩個方案的比較 以上兩個設計方案中，彼此有4個要素是相同的：齒輪、嘉禾、五星、紅帶。兩個方案最大的不同是主題。 如果從1949年7月的《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示》中對國徽的三點要求來衡量，“中國特征”，這兩個方案都具備；“形式莊嚴富麗”，這兩個方案也難分軒輊；關鍵在“政權特征”的表述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所要表達的“政權特征”是什么？ 1950年9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登《毛主席發布命令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同時公布的還有《國徽圖案說明》、《國徽使用辦法》等。 《國徽圖案說明》指出：國徽的內容為國旗、天安門、齒輪和麥稻穗，象征中國人民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誕生。 這個說明，就是關于“政權特征”的法定解釋。 張仃先生的一位研究者、青年美學家兮父指出，林徽因方案的最大弱點是對國徽的政權特征表達不充分。它的主題是統一、和平。這個方案的參與者是長期生活在國統區的黨外知識分子，他們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人民民主專政”等政治概念還十分陌生，因而無法用圖案來詮釋新政權的“政權特征”。相反，張仃方案的最大強處，是對國徽政權特征的表達。尤其是主體圖案天安門，把“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很難表現的抽象概念給表達出來了。正如張仃先生在好些場合談到國徽設計時指出的那樣，天安門廣場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五四”運動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天安門廣場還是剛剛舉行過開國大典的地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勝利，這兩個重大歷史事件都同天安門有關。因此，張仃先生選擇天安門作為國徽的主體，輔之以齒輪、嘉禾、五星，這樣來表達新中國的政權特征就很充分了。（其實，在國徽之前，主要由張仃設計的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紀念郵票和第一套開國大典紀念郵票，已經兩次使用了天安門形象。） 以天安門作為國徽主體引發的爭論 在林徽因的方案實際上被否定之后，其實只有張仃領導的、主要由中央美院的畫家組成的國徽設計小組一直在工作著，從1949年延續到1950年，這個專家小組從一開始就受到最高領導層的重視。 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些相關的背景材料。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北平后，中共中央進駐中南海，從延安時期起就作為黨內第一設計專家的張仃，奉中央之命進京，負責編撰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大型畫冊，隨后又被周恩來留下負責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美術設計工作、設計政協會徽、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紀念郵票，并負責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美術設計工作、設計天安門廣場大會會場、設計第一套開國大典紀念郵票，并設計改造中南海懷仁堂、勤政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參加由胡一川、王朝聞、羅工柳、王式廓、張仃組成的五人接管小組，接管舊國立北平藝專，其后，中央美術學院成立，他擔任實用美術系主任、教授。 記者采訪了當時在中南海協助張仃工作的鐘靈先生。 鐘靈，于1949年至1953年在中南海工作了五年，擔任過中南海辦事處第一組組長、政務院總務辦公室主任、政協籌備委員會布置科科長。當時的會場布置科是人數較多的機構，負責中南海中央首長所在地的修繕、布置和全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準備工作，尤其在開國大典中擔任重要角色。 建國之初，百廢待興，實用美術工作被最高領導層加倍重視，工作量大得驚人。張仃和鐘靈當時就住在中南海瀛臺“待月軒”，主持完成了以上一系列工作，有關國徽設計的工作也在此之中。鐘靈稱張仃是他的“客卿”，是中南海的藝術顧問。 據鐘靈先生回憶，他當時的工作大都是向周恩來請示、匯報，很多事情都要由周恩來親自審定，才能去辦理。張仃提出的以天安門作為國徽主體的設計方案，最后得到了最高領導層的肯定。周恩來開始是指示兩個專家組進行合作，后來聽到雙方在主體設計上有很大分歧時，周恩來說：“國徽里一定要有天安門。”記者近日在全國政協檔案處看到了十幾幅美術家們當時繪制的國徽圖案，鐘靈先生說，他們的草圖當初被集訂成冊，分發給政協國徽組成員參考和提意見。 現存于中央檔案館和全國政協檔案處有關當時國徽設計的會議記錄記載，直到1950年6月11日下午四時，政協國徽組再次在全國委員會開會，那天的會議主席由馬敘倫先生擔任，出席者包括沈雁冰、張奚若等人，梁思成和張仃都參加了這次會議。 在這天的會議上，梁思成先生仍然不同意以天安門作國徽設計主體。他說：“采用天安門式不是一種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傳統精神式象征東西來表現的。”然而，沈雁冰發言說：“我對采取天安門圖形表示同意。”張奚若也說：“我個人感覺用天安門是可以的。”結果，在此次會議上，國徽組原則上通過了以天安門圖形作國徽。 周恩來說服梁思成，并把國徽圖案制作的任務交給清華大學 據《國徽誕生記》（《文匯報》1995年10月17日7版）一文的作者說，6月11日晚，“周恩來總理親自約請梁思成先生，在清華大學組織教師，按政協常委會提出的要求，以天安門為主要題材設計國徽圖案”。 “6月12日上午，梁先生和林先生在清華大學新林院8號家中召集營建系教師莫宗江”等人開會，“梁先生并傳達了周總理要求國徽圖案內容除增加天安門外，還要增加稻穗。梁先生還在會上詳細介紹了美術家們設計的國徽圖案形式與各方面對他們圖案形式的意見”。 周恩來說服梁思成接受以天安門為主題的國徽設計方案，并委托他領導清華大學營建系來完成國徽圖案的制作，表現了周恩來高超的領導藝術。事實證明，只要梁思成先生被說服，就實力而言，國內無第二家單位在制作國徽圖案的技術手段上能與清華大學營建系抗衡。尤其是，以天安門為國徽主體，要求把天安門畫得絕對準確，而據張仃先生介紹，美術家們所繪制的以天安門為主體的國徽圖案，天安門都是畫家們目測的，不是實測，不合比例。馬敘倫先生告知，清華大學營建系有天安門實測圖。三十年代時，有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參加的中國營造學社測繪了天安門、端門、午門等北京中軸線上和其他許多古建筑。在當時，全國只有中國營造學社測繪過天安門，繪制有測繪圖，并且保存在清華大學營建系。周恩來需要清華大學所做的是國徽設計圖案形式上的精確，合比例，宜于制作使用。比如，五星紅旗不是梁思成設計制作的，而五星紅旗的標準座標圖卻是讓梁思成來完成的，供全國制作使用。國徽比國旗更復雜一些，一個標準的國徽圖樣的制作，顯然應該交給有專業手段和資料的梁思成們。 1950年6月15日政協國徽組的會議記錄上，可以第一次看到梁思成先生這樣說的話：“周總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門為主體，設計國徽的式樣，我即邀請了清華大學營建系的幾位同仁共同討論研究。” 40多年后，梁思成先生的兒子梁從誡在接受中央電視臺《共和國之徽》編導采訪時這樣說：“當時的天安門形象在全國人民心目中可不是今天這樣的地位。在我父親心目中認為華表、天安門就是封建皇權的象征，怎么把這個封建皇權的象征變成人民政權的一種象征呢？他沒有想到這一點。所以在這點上，我想，以張仃、張光宇和鐘靈他們幾位同志為代表的、當時幾個北平藝專和中南海搞美術的同志，在這方面有很大的貢獻，他們想到了用天安門這個形象來代表中國的革命歷史，甚至于代表中國的革命政權，這一點是很有創造性的。后來周總理也向我父親解釋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國徽的最后完成 兩天之后，1950年6月17日，才有了第三份國徽設計說明書，設計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營建系。這份說明書就是對以天安門為主體的國徽設計圖案的說明。說明書中這樣寫到： “這次的設計是以全國委員會國徽小組討論所決定采用天安門為國徽主要內容之一而設計的。” 1950年6月20日，政協國徽組確定了清華大學營建系提交的國徽設計圖案。正如清華大學營建系莫宗江教授所說：“從最初的圖案到最后，已經綜合了無數方面的意見，這是我們特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電視片《共和國之徽》） 這個說法是公允的。事實上，在經過了以上所述的過程后，清華大學的圖樣不可能不被選中，當然會被選中，而且由周恩來拍板。只是，從6月12日上午梁、林重招舊部布置任務，到6月17日拿出圖樣定稿，短短六天，如此神速，如果沒有政協國徽小組通過的張仃方案作為基礎，怎么可能？ 政協國徽組成員也有人注意到國徽創意人的問題，鄭振鐸先生在6月20日的會議上談到獎金的發放問題時說：“最初的國徽不但有天安門，而且國旗也包括在內，這些在給獎時應提起注意。”顯然，鄭振鐸這位版本學專家特別注意到國徽的設計已被分割成創意與制作這樣兩個部分的事實，試圖在發獎時公平對待。而最后的獎賞也很有意思，給黨外專家組成員發的是錢，給仍然是供給制的黨內專家組成員發的是小米。（當然，最終雙方都沒有要這筆獎賞。）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了政協關于國徽的建議后，梁思成把國徽定型浮雕設計交給高莊先生。高莊覺得國徽圖案還有些不足之處，比如稻、麥桿向外彎曲，比較亂雜，對紅綬的折紋等細部處理也不滿意，他就修改起來，這就引起了一些非議。于是高莊給毛澤東寫信，鐘靈先生看過此信，清楚地記得其中的兩句話：“主席，您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個藝術家……”鐘靈當時對高莊說：“有點過火了，”高莊搖頭不語。張仃先生也記得當時他和鐘靈好幾次到高莊處看他制作的情況，而高莊也多次到當時的“美術供應社”與郭效儒等先生一起研究、磋商石膏模型。高莊把國徽從平面圖案做成立體的浮雕模型，在這個過程中傾注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他完成了石膏模型定型后，張仃帶領“美術供應社”的人員又做了第一枚木雕國徽，于1950年國慶前夕安裝在天安門城樓上。 “誰是國徽設計者”風波的由來 1993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5周年，中央電視臺拍攝了大型系列文獻專題片《祖國萬歲》，其中第二部《共和國之徽》首次以電視手法披露了國徽設計的真相。因為事涉共和國歷史的第一頁，編導做了大量細致深入的采訪，并調閱和拍攝了許多原始檔案。片子的敘事是清晰的，立場是客觀的，結論也是公允的。看完此片的人自然會得出這么一個結論：國徽設計涉及了好幾個方面、有近一年的過程，它是多方面參與、階段性完成的、集體創作的成果。但是，參與創作者的不同的分工和責任還是可以劃分得很清楚的，主體創意：張仃；圖紙成稿：清華大學營建系；模型定型：高莊。 據電視片編導介紹，《共和國之徽》播出后，清華大學個別人向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廣電部等有關部門投書，對該片沒有把清華大學營建系作為唯一的國徽設計單位大為不滿。隨后，他或撰文或接受記者采訪，矢口否認除清華大學以外其他專家在國徽設計過程中所做的貢獻。更有甚者，他還對擔任《共和國之徽》一片顧問的梁從誡先生施加壓力，而使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梁從誡，于當年同另外兩位從清華大學畢業的全國政協委員，一起向全國政協提出“建議向清華大學建筑系補發1950年國徽設計方案中選證書案”，被全國政協駁回，摘錄如下： 1950年6月20日政協國徽審查組、6月28日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先后通過的國徽方案是國徽審查組定出了大框架后，請清華大學營建系制作的。正如清華大學營建系《對于制作國徽的說明》中講的：“這次的設計是以全國委員會國徽小組討論所決定采用的，以天安門為國徽的主要內容之一而設計的。”因此，我們認為它不屬于1949年應征中選之列。 …… 我們支持中央電視臺拍攝《共和國之徽》，正是為了把對國徽設計、制作有貢獻的專家公布于世。 全國政協辦公廳 1993年9月13日 記者認為，全國政協辦公廳的這份文件，應該可以給國徽設計權的爭論劃一個句號了。

中國國徽出自清華大學的設計組(包括了梁思成、張仃、張光宇等當時在國內外有巨大影響的設計師以及賀嗣昌等工藝美術設計的新秀)清華大學營建系林徽因、莫宗江于1949年10月23日提交了其主持設計的國徽圖案，并由鄧以蟄、王遜、高莊、梁思成提供參考意見。由大孔玉璧和五星、齒輪、嘉禾、國名組成，顏色用金、玉、紅三色，國名字體用金色漢八分書。整體圖案組織成漢鏡的樣式，象征光明。紅綬象征革命，紅綬穿過小瑗的結象征“革命人民大團結”，其皺褶模仿南北朝造像。1950年6月17日，梁思成、林徽因（二人是夫妻）帶領的清華大學營建系國徽設計小組提交了第二稿設計方案，將金色五星、天安門作為主體圖案，選擇紅、黃兩色為國徽的基本色彩。1950年6月20日，第一屆全國政協國徽審查會議對兩設計組提供的候選方案進行審議，多數代表贊同清華大學小組的設計，并決定以該方案為基礎制成國徽。清華大學設計組后將此方案放大，提交第一屆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審議。1950年6月23日，第一屆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通過決議，同意國徽審查組報送的清華大學設計組國徽方案。

準確地說，國徽是集體創作的成果，是許多專家、學者集體智慧的結晶。　　1949年7月，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為了迎接新中國的成立，在《人民日報》登出了向全國征求國旗、國徽及國歌詞譜的啟事，明確提出對國徽設計的要求是：甲、要有中國特征；乙、要有政權特征；丙、形式要莊嚴富麗。　　全國各界人士紛紛投身于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之中。同時，受中央之命，負責征集國徽圖稿的清華大學營建系和國立北平藝專（1950年改為中央美術學院）都成立了國徽設計小組。截止1949年8月20日，共收到國內及海外華僑寄來的國徽稿件一百一十二件，圖案九百幅。這些稿件和圖案雖各具特色，但都有不足之處，故都未被采納。因此，在1949年9月下旬的政協全體會上，只通過了國旗方案和國歌詞譜，沒有公布國徽方案。　　后來，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會決定邀請清華大學營建系和中央美術學院分別組織人力對國徽方案進行設計競賽。　　其中，清華大學營建系國徽設計組由我國著名建筑學家、營建系主任梁思成教授擔任組長，成員有梁思成先生的夫人、建筑學家林徽音、畫家李宗津、中國建筑專家莫宗江、建筑設計教師朱暢中、汪國瑜、胡允敬、張昌齡以及研究中國古建筑的學者羅哲文等。　　中央美術學院國徽設計組由著名工藝美術家、教授張仃、張光宇、周令釗、鐘靈等組成。　　為了趕在1950年的國慶節掛上新國徽，兩個設計組的專家和學者們，對各種構思和設想認真推敲，反復研究。梁思成、林徽音兩位先生抱病參加設計工作。大家懷著極其興奮的心情，決心拿出最美好的設計，為祖國增光。　　根據政協國旗、國徽審查小組提出的要求及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見，并比較了所有設計方案，兩個國徽圖案設計組最后確定了國徽圖案有如下內容：

我國的國徽是高莊設計的，參加國徽圖案設計工作的高莊在會上說：“在塑造國徽模型時，我有一種愿望，就是要使我們的國徽更莊嚴、更明朗、更健康、更堅強、更程式化、更統一，并賦予更高的民族氣魄和時代精神，以冀我們的國徽的藝術性提到國際水平，永放光芒”。高莊在工藝美術方面造詣很深，木刻和素描很有功力，深得美術大師徐悲鴻先生的贊賞，幾十年來，他為祖國培養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藝術人才，為我國的工藝美術教育事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定型稿是谁画的啊？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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