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人生60歲才是開始

　　在劍橋，我選擇了融入當地生活方式，因為我真的覺得這里好得不得了，這里的西餐也比哈佛的好吃多了，所以晚餐時間我基本全部安排在學院的“哈利·波特式”飯堂。每天學院晚餐，如果院長在場，一聲鐘響過后，身著長袍的他會站起來，用拉丁語誦禱文，然后請大家開始用餐。

萬科董事會主席王石

　　2013 年10 月，我來到劍橋，開始了新的學習旅程。在此之前，對英國人矜持內斂的民族性格有所了解，加上初訪劍橋時目睹他們身著長袍、講究禮數的一套，心里頗有點忌憚。美國人以熱情大方、不拘小節著稱，在美國我還經歷了那么長一段磕磕碰碰，到了英國豈不是更加不適應？

　　比如說，中國人不熟悉吃西餐禮儀，也不習慣用刀叉，但這在美國不是問題。美國人比較隨便，平時吃飯——就算是晚宴也不那么循規蹈矩，高興起來，他們自己也會十指大動，用手拿起來吃，沒有人會覺得這是多大問題，這一點讓中國人覺得很舒服。英國人吃飯的刀叉功夫，就是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的。

　　衣著方面，美國人也隨意得多，學校里的教授有西裝革履的，也有輕裝便衣的。劍橋則不然，校園里的教授、學生身著古老的長袍用餐、上課、參加典禮，這種傳統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人們用“袍”和“鎮”的稱呼來區分學校師生和鎮上的居民。哈佛是自由奔放的，劍橋有800 多年積累，清規戒律多，有等級色彩，我能適應嗎？心里有點打鼓。

　　沒想到，我適應得非常快。有了哈佛的經驗，輕車熟路安排聽課、泡圖書館、鍛煉，主動聯系教授、導師，單調而充實的生活，很快找回節奏。在哈佛，由于我幾乎是從零開始，多多少少有點怯場，即便有了主動的能力，仍然做不到主動。在劍橋開始的時候，不管語言上還是經驗上都有一定基礎，使得我敢于主動，也能夠主動，學習和生活的圈子一下子打開了。

　　跟學院對接，確定猶太宗教和文化為研究方向。彭布魯克學院對研究開展的質量和時間要求很高。賽門·勒蒙特教授給我列了書單，我一看，跟猶太主題沒什么關系。拿回家一讀，明白了，這幾本書都是告訴一個沒有受過系統訓練的人：社會學科課題研究應該怎么開展，論文應該怎么寫，都是一些方法論的東西，基礎訓練。

　　一個月之后，學院又向我推薦，猶太文化研究中什么問題可以登門請教哪位教授，什么問題又可以去聽哪位教授的課，指點給我清晰的研究路徑。劍橋對訪問學者的要求之嚴謹，路徑之清晰，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這也讓我想起了一個問題：我在哈佛的時候，是誰來扮演這個角色？哈佛有一個傳統，高年級學生帶低年級學生，包括介紹課程，推薦教授，交流心得，指點竅門……我既不是本科生又不是研究生，也就沒有高年級學生來傳幫帶。

　　到哈佛之后，我和常征來往比較密切。原本認為，作為前萬科員工，常征出于熱心，也出于對公司的感情，免不了經常拜訪前老板，聊聊天。現在想起來，在這種有意無意的頻繁交流中，常征和我就是一種高年級學生和低年級學生、指路入門的關系。

　　在這里也遇到很多有趣的老師。彭布魯克學院給我介紹一位老師提高英文。這位老師訓練辦法之獨特、有效，讓我想起《國王的演講》電影的故事。從來沒有人這樣訓練過我，我也從來沒學得這么快過。我跟老師說，我學的是美國英語，不熟悉英國英語，老師回答：“不存在什么美國英語，世界上只有兩種英語，一種是英國英語，一種是錯誤的英語！”

　　在劍橋，衣著是個大問題。比如，這次放假之前，我所在的彭布魯克學院要在圣誕節之前召集教授團、學者團晚宴，通知上沒有要求穿正裝，而是寫著“請打黑領帶”。什么意思？我特地問秘書：“你確定是打黑領帶？”“確定。”我就琢磨，黑領帶是什么意思？可能只是人家一個習慣說法——我想圣誕前夜的晚餐，肯定很正規吧？就穿上晚禮服。不過又擔心：如果“請打黑領帶”就真的只是要求打黑領帶，到了現場只有我一個人穿禮服，也會很狼狽。于是背了一個包，里邊塞一套便裝。到了宴會場地外邊，偷偷往里瞥一眼，果然全都穿著晚禮服，猜對了。

　　劍橋處處能感受到等級。例如，每個學院門外，只有fellowship才有停車位，只有fellowship才能把自行車停在門洞里，只有fellowship才有資格在草坪上走。正式集會場合，從每位fellowship的長袍能看出不同等級序列。每天學院晚餐，如果院長在場，一聲鐘響過后，身著長袍的他會站起來，用拉丁語誦禱文，然后請大家開始用餐。

　　如果院長不在，很自然地，最資深的那位fellowship會站起來執行這個職責。取食的時候也一樣，依照等級資歷，等級高的在先，依次排隊。通過長袍一眼就能看明白，沒有人會亂了秩序。理論上，如果各位fellowship、學者都不去晚餐，只有我去，用拉丁文領禱的職責就會落到我身上了。問題是我既不會祈禱，也不懂拉丁文，如果真出現這樣的極端情況，那還真夠尷尬的！

　　劍橋這些傳統，有些是正式制度，有的是約定俗成。慢慢我體會到，這些清規戒律中表現出來的等級制，不是行政和人格的等級制，而是一種學術等級，是出于對知識的尊重，對知識貢獻的高度敬重。在這種氛圍里，讓人感到一種特別的文化力量。

　　“我思，故我在。”按笛卡兒對人的定義，理性思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特征。當人不在理性思考之中時，這人就不是人。理性思考的結果，就表現為發現知識和創造知識。知識的發現與創造，使人成其為人，使人類擁有了與動物世界不同的文明的演進。

　　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持續積累，是人類文明最寶貴的財富。從野蠻生長到專業生長，是中國發展面臨的大關隘。一個社會之中，什么成就是最受大家尊重的？從尋常人的回答可看出這個社會的文明層次。當“這個孩子有官相，長大要當官”成為贊美之詞時，當學校的最高權威是行政領導而非專家教授時，這就是一個官本位社會，官員擁有權力和資源，受大眾羨慕。

　　但官員只是財富分配者和秩序維護者，官員并非知識、財富的創造者，一個官本位的社會不會是一個知識持續突破的社會，也不會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當帶來新知識者和帶來新財富者被尊崇時，人們心智的力量才會流向知識創新和經濟創新。未來的制度變革，本質就是重新調整社會的價值，尊重什么，否定什么，以此來引導資源的配置。

　　彭布魯克學院的教授、訪問學者中，只有兩個中國人。除了我，另一位是位華人fellowship，也是第一個華人fellowship。他畢業于劍橋，進入傳媒領域，商業上成功后，又在劍橋辦了一所私人大學，800個學生，主要面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學生。我們認識后，他很驚訝地問我：“怎么這里人都認識你？”他說，作為fellowship，他擁有學校專門提供的停車位，但這么多年在劍橋，與這些英國教授并沒有多少交往。

　　我很快意識到這其中的問題所在：在劍橋，我選擇了融入當地生活方式，因為我真的覺得這里好得不得了，這里的西餐也比哈佛的好吃多了，所以晚餐時間我基本全部安排在學院的“哈利·波特式”飯堂。三個月下來，和英國人混個臉熟，見面都會打招呼。而這位非常非常成功的華人老弟基本不在這里吃飯，就融入不了這個圈子。

　　這個原因的后面，又是因為他有一個中國胃，吃不慣西餐，每頓飯都要回家吃中餐。而英國教授們多在學院里吃飯，來一小杯紅酒，就是最好的溝通機會，有時一頓飯會吃到晚上10 點，思想和情感充分交流。這位華人fellowship的中國胃，就使他錯過了許多與同事朋友交流分享、相互鏈接的機會。

　　這種交流常常會有意外的收獲。我在學院食堂里認識一個老頭兒，91歲，是個布谷鳥專家。我一聽愣了，以前只聽說動物學家，頂多細分到鳥類專家、海洋動物專家，這老頭兒可好，專門研究布谷鳥！我跟他說，布谷鳥在中國是比較吉祥的，它的鳴叫代表春天來到，催促大家開始播種耕作。他告訴我，布谷鳥在歐洲是不吉祥的，聽了布谷鳥叫要趕快跑開。如果兩個人聽到布谷鳥叫，誰跑得快，誰就安全，跑得不夠遠的，災難就來了。就這樣，飯桌上我常常得到許多有趣的信息。

　　以前萬科有一句話，要懲罰誰，就讓他賠董事長一起出國。因為我每到一個新國家、新地方，都堅持吃當地食物，其他同事都受不了，因為出去就是吃西餐。當然后來我也發現過猶不及，因為同事們硬著頭皮和我一起吃完西餐，回頭再偷偷溜出去找中餐吃。他們很難受，也沒有解決問題。但是我自己就是這樣過來的，學習西方文化，飲食是文化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連西餐都不愿意去適應，還怎么適應文化？想要擁抱世界，首先要有一個擁抱世界的胃。擁抱世界的胃，幫我很快融入了劍橋大學的圈子。

　　堅守一個習慣，就等于向世界關上了一扇門。開放自己，接納新事物，就是融入新世界(9.41, -0.11, -1.16%)。從深圳創業到歐美求學，我一直堅持對外部世界保持好奇，樂于交流、分享、鏈接，力求去理解、接納對自己來說是新鮮的事物，海納百川，納入外部的新知識、新感受、新資源和新力量。

　　52 歲時，我登頂珠峰下來，對記者說：“50 歲是一個成功男人輝煌的開始。”現在63 歲，我感到，人生60，才是開始。

　　打開自己，自我更新。追求完美，允許殘缺。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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